朱镕基2002年在香港演讲
在中共领导人中，最懂香港、最爱香港的莫过于朱镕基。2002年11月19日，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访港，在礼宾府接受港府宴请时发表演讲。他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港府官员）有责任，我们（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了，如果在我们手里搞坏了，那我（中央政府）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2002年时，香港刚从亚洲金融风暴中摆脱出来，经济陷入谷底。朱镕基访港用意明显，那就是给香港加油鼓劲。他在演讲中说，香港面临的挑战是历史原因构成，不是一年两年，是繁荣累积了泡沫。他认为香港的优势并没有丧失，竞争力和经济实力没有降低，香港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香港有“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比较高效率的公务员，还有优秀企管人才，与世界有广泛联系”。朱镕基强调，作为中国一颗璀璨的明珠，香港是大有希望的，大有前途的，要寄希望于香港600多万人民，寄希望于香港的年轻一代。演讲结束后，朱镕基走下台之时，高呼“我爱香港”，引起会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朱镕基当年的演讲的风采和激昂的声音还留在香港人的记忆中。但仅仅过去了18年，今日香港与朱镕基所期待的香港已经物是人非了。习近平对香港的二次回归和全面管制权引发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并导致了今天的港版国安法的强悍推出。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即将不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生机勃勃的香港即将不在，它正在快速地蜕变为一个没有活力和希望的死港。
6月26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案》。这项由跨党派议员所推出的《香港自治法》的制裁项目除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施加“一级制裁”外，还将对所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而这一范围可能扩及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意味着可能将切断这些银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并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5月22日港版国安法的决定已在中国人大通过。6月18日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港版国安法草案包括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机构，并对部分案件行使管辖权。北京可能在本月内完成立法并开始实施。美国川普总统曾就香港问题专门发表讲话指出，美国认定香港在中国统治下不再拥有高度自治。这意味着美国可能会逐渐部分或完全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从而令港元与美元自由兑换、贸易关税优惠以及香港护照持有人赴美旅行免签证等待遇均有可能终止。
今日香港的处境让朱镕基的期待落空。已是91岁耄耋老人的朱镕基心境是何等的悲凉，他看到习近平的狂妄无知和胡作非为，又会是何等的愤怒。事实上，朱镕基对习近平的蔑视和愤怒早已表达出来了。去年，朱镕基就拒绝出席中共建政70周年阅兵仪式。那是中共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此次阅兵阵列中，约有1.5万人民解放军官兵接受检阅，10万人参与群众游行。造成香港动乱的祸首林郑月娥当时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朱镕基在中共体制内属于有个性的人。在十九大会场上，他就让习近平难堪过。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习近平辛辛苦苦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朱老爷子硬是不给面子，绷着脸不鼓掌。习很不痛快，派栗战书去讨个说法。朱老爷子一笑，说自己年纪大了，有点老年痴呆。把习近平气得差点背过气去。朱老爷子真的老年痴呆了吗？当然没有。2018年10月12日，朱镕基现身清华大学，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国出现了民营企业逃离潮。那时，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发表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指出共产党的不忘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后财经人士吴小平又发表《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一文，引发了巨大的民营企业的恐慌。面对突如其来的惊涛骇浪，习近平托王岐山请朱老爷子出来走几步，释放继续改革开放的信号，给民营企业家打打气。这事符合朱镕基的想法，他愿意干。
但习近平对民营企业的新公私合营一天也没有停止，一直按照2013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年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所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精神推进。习近平做大做强和做混国有经济与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可谓背道而驰，你想朱老爷子能不生气吗？不仅如此，去年，杭州市宣布将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阿里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点企业，作为政府事务代表。这是公然对朱老爷子政企分开主张的否定。他辛辛苦苦带着100口棺材去闯地雷阵换来的成果，眼睁睁给毁了。
朱镕基和习近平在对待邓小平和李鹏的态度上也是相反的。朱镕基是邓小平亲自看中和提拔的。据已故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说，邓小平在中共十四大上不仅“隔代”指定了总书记接班人胡锦涛；还“隔代”指定朱镕基接任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因为他懂经济，李鹏不懂经济。李锐表示，在考虑安排朱镕基进中央时，邓小平最欣赏的就是他懂经济这一点。在1992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安排朱镕基进常委替换姚依林，成为主持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事实上不再管经济。李鹏是习近平敬重的，认为他在历史的关头挽救了中共的命运，但朱镕基恰恰看不上李鹏。邓小平是朱镕基敬重的，但邓小平恰恰又是习近平反感的。我们可以看出朱镕基和习近平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习近平和朱镕基的确接下来了梁子。这事还得从国企改革说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问题严重，体现在：冗员过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惊人、债台高筑，企业大量亏损，今天所说的“僵尸企业”在当时国有企业中比比皆是。1996年国有银行的坏帐加上逾期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如果继续为国企注资，金融系统将被国企拖垮。1998年起，在朱镕基主持下，中国启动了以“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为内容的国企改革。朱镕基认为，国企改革的重点在于政企分开，即政府必须放弃国企的绝大部分的控制权，由此才能硬化预算约束，才能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才能从基本上提高效率。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革可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目标是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第二阶段从2002年开始到2009年，目标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部分私有化，其手段包括国有企业改组后上市、管理层持股、职工股份化、与外资合资、与私企合资等等。朱镕基的国企改革让中央政府摆脱了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巨大负担，又通过分税制等金融改革让中央政府日聚万金，但也让李小琳等一批权贵子女一夜暴富。在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数以万计国企倒闭，将近1000万工人下岗。
习近平对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一直心怀不满。2016年5月，他曾对黑龙江省的负责人谈及对早年东北国企改革做法的看法，认为东北目前的困局和社会矛盾，与90年代末朱镕基的国企改革有关。但他不是在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基础上推进民主政治转型，而是开历史的倒车，如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党管企业等。做大做强和做混国有企业的做法是对朱镕基1997年开始的国企改革的颠覆。习近平曾指出：“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煳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可以说，当今中共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将朱镕基改变的国企再改回去。
有学者认为，朱镕基的经济改革让他成为上世纪末最后几年里全球最引人瞩目的政治家和“经济沙皇”。在之后的2001年，他又通过艰难的谈判，率领中国加入了WTO。在他的治理下，中国创造了连续十二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长期低于3％。这段时期堪称当代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期”，也是自18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盈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转变。朱镕基的经济思想很难笼统地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来定义，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威权主义者。
但随着习近平时代的到来，朱镕基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走向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习近平对朱镕基等中共元老们的戒备不断增加，除了更换安全警卫、窃听外，还一直在收集他们的贪腐证据。这一切，朱镕基心知肚明。2014年，朱镕基就让儿子朱云来辞去了中金公司董事兼CEO的职务。朱云来加入中金公司16年，执掌中金12年。朱云来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大气物理学博士。他告诫儿子朱云来不要回国，就呆在国外。因为他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临近。尽管绝望，但朱镕基还是在为香港努力。在习近平派杨洁篪赴美会晤蓬佩奥、暂不公开港版国安法草案，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共老人集团的努力，尽管已经力不从心。
最后，我们用朱镕基在香港演讲中所引用的《塞拉利昂下》的歌词作为今天文章的结束语：“同舟在塞拉利昂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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