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共正在依照规划，部署进一步推进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而作为其中的一项主要课题，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中共十七大会议上，已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发展民主政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还提出了“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也提出了改革的基本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而改革的总体目标则是：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此次改革的步伐和措施力度很大，将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优化政府机构设置；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明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许可权，探索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而主持有关设计方案的，正是新晋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该方案正在加紧研究制定中，将会提交明年三月新一届全国人大审议批准。
参与研议制定改革方案的专家认为，按中共十七大定下的原则和目标，最能解决现存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又能较快达致改革目标的，就是所谓“大部制”。具体的布局，就是依照理顺职责，优化结构的要求加以整合，实施职责一致、高效有力的大部门体制。
毫无疑问，实施大部制，意味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回想1998年朱镕基总理痛下决心，推行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尽管上上下下饱受诸多的抵制和拖延，但起码达到了否定旧体制、重塑行政管理新形象和新效率的开端目标。于今，近10年过去了，机构膨胀等问题再度回潮，甚至枝蔓泛滥，一些地方人浮于事的状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在现有的中央领导体制内，不但存在着诸多党政交叉的现象，还设有上百个各种临时机构。而在国务院的政府布局中，除了办公厅和一个特设机构外，包括28个组成部委、18个直属机构、4个办事机构、11个国家局、14个直属事业机构，以及为数甚多的临时办公室或领导小组等。在众多的机构之间，职责的重迭交叉，导致政出多头的现象层出不穷。不论是出台宏观调控政策，还是实施一系列的专项治理行动，动辄五六个、甚至十几个部门“联合下文”、“共组工作（调查）组”，大问题来了纷纷上场，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是相互牵扯，彼此制肘。而平时的管理则互相推诿，谁都不负全责也难以单独解决。
有鉴于此，早前中共就安排了一个“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联席会议”，专门研议设计政制改革方案及其实施步骤。而统合各能源机构的国家能源部的设计，文化艺术、理论学术、新闻出版等领域的统一管理，正是有关改革的重要方案。
表面上，很多政府官员经常下基层调研。然而，是像钦差大臣般前呼后拥般地层层陪伴下去“巡视”，还是真正坚持到社会生活基层去做细致的调查瞭解，执行法律赋予的实际监管权责呢？交通民警要监督每条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和行人，那其他部门又如何呢？煤炭部门不把日常工作放在监督检查矿井的生产与安全，光是层层要产量、效益等数字，坐在办公室里审批开矿申请等诸项办公手续，那如何堵塞一个个突发事故呢；物价部门不仅仅是汇总资料，分析走势，还应经常到商店超市或各种市场实际检查监督物价是否合理合法，瞭解民情民意；工商部门非但要登记注册公司企业、个体商户等，完成课税，更应直接地去整治非法的加工经营，监督管理各种伪劣掺假等不法行为；等等类推，份皆职责所在，为民服务。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指出，在有关民主问题的讨论中，有把社会主义民主误读为“为民作主”、“新权威主义”、“精英主义”的倾向，从而模糊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他认为，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人民当家作主是出发点和归宿，最为根本；党的领导是其政治保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其法治保证，也是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章，专门讲述了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想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等关键岗位的监督和制约，将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向之一。
对此，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蔡长水教授表示，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必然要实现权力的适度分解和互相制衡。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教授表示，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治本之道。一方面，不断扩大选举民主范围，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另一方面，权力的过分集中也体现在政府的职能设置上。在下一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更加科学地将职能部门的事权和权力合理配置、清晰划分，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权力三分”的原则，将一些相应的权力还给社会、还给群众，实现权力的适度分解，并将其制度化。
显然，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管步伐大，力度足，但是与整体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将有相当漫长的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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