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芬油画村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作为世界商业油画领域的重要标签，该村出品的高仿世界名画一度占全世界总量的60％，可谓是世界最大的油画复制工厂，全世界量产艺术品和名作仿品中心。
作为油画村，大芬最不缺的就是色彩。在这个溢满艺术氛围的村子，除了三条短街，便是纵横分列的小巷。随意迈进任何一条巷弄，皆能瞧见或年轻或年长的画家在作画，抬眼望去，满目可见油画，或抽象，或写实，风格纷呈。
“不朽的梵高”感映艺术展现场 世界名画大芬造
隐于深圳布吉的大芬村原本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客家人聚居村落，占地面积仅0.4平方公里，原住居民约350人，三十年前谁也未曾想到这个小村子会因油画而出名。说到商业油画，亦称行画，源起于欧洲。1960年代，欧洲人开始向韩国下行画订单，之后又陆续传入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地。香港人习惯称之为“韩画”，流传到大陆后则被称为“行画”。至1970年代中期，香港约有300人从事此行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画师工价在画商们眼中已明显偏高，商者趋利，大陆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显然更具诱惑力，据称当时用彼地一人的工价可支付大陆约20名画师。于是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画商们开始在厦门、广州和深圳开厂授徒。1989年香港画家黄江来到大芬，租用民房招募学生和画工，进行油画的创作、临摹、收集和批量转销，也由此将油画这种特殊产业带进了大芬村。
画工成本白菜价，兼之房租低廉，其他商人和画师亦纷纷效仿黄江的经营模式，新的画室和工作坊在大芬村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随着越来越多的画师、画家、画工在大芬村安营扎寨，油画村的规模逐年扩大。现在，这儿已有60余家规模相对较大的油画经营公司，1,200多家画廊、工作室以及画框、画布、颜料等绘画材料门店，村内产业从业人员8,000余人，周边辐射从业人员过2万。2016年大芬油画村的产值达41亿元。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仅手工复制售往世界各地的梵高作品即有数十万幅。
光阴荏苒近三十载，“大芬油画”已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化品牌。在去年末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上，即有一部中国纪录片巧妙地将中国和梵高连接了起来，那就是《中国梵高》，作为一部关注中国底层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纪录片，该片由余海波、余天琦父女执导，历时6年，记述了深圳大芬村农民工画工赵小勇等人在大芬村从事制作梵高油画高仿复制品的真实生活。《中国梵高》广受关注，此前还曾获得第五届亚洲阳光纪录片大会唯一的“最佳中国提案奖”，该纪录片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了大芬村油画村。
从临摹到原创 大芬村的涅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外来人口涌入广东打工，“世界工厂”渐成规模。当大多数农民工成为制造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时，也有一些农民工机缘巧合留在了大芬村从业。对于他们来说，复制世界名画成为解决温饱，维持生计的求生手段。《中国梵高》的男主角赵小勇出生于湖南农村，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来到深圳。赵小勇与家人，带上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居住在大芬村狭小的工作室里超负荷地工作，每月都能生产出数百件梵高油画复制品。
而这些复制品以极低廉的价格售卖到世界各地，飘洋过海成为畅销品。在欣赏了梵高真迹后，从梵高博物馆涌出的粉丝们很乐意花上500大欧，买上一张赵小勇等的高仿梵高油画《星空》、《向日葵》和《自画像》留作纪念，往往收入囊中时还会窃喜不已。
梵高作品《阿尔勒卧室》 人是时代的产物，艺术从业者也必然是时代的产物。高大上的天价艺术品与中国农民工以这种方式得以关联，世界著名艺术家和当代中国底层工人通过高仿得以交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大芬村的复制画90%以上出口，大部分出口到欧洲和北美。但金融危机后行画市场陷入低迷，大芬村行画的大买家——来自欧美的订单大幅减少。
尽管出口市场萎缩了，受益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业的欣欣向荣、度假酒店的日益增多，对名画复制品的需求也开始逐年提升。但是简单复制，创新乏陈，显然已跟不上当下家居软装的需求。
于是，当大芬仍批着“复制工厂”的标签时，一些画工亦已觉醒，从复制中走向转型。当下，大芬村的画室墙上已不再局限于挂满廉价的名画复制品，原来专属凡•高《向日葵》、达•芬奇《蒙娜丽莎》、莫奈《日出•印象》等行画的位置，现在已出现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作品，甚至原创作品。在2017年1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中青年油画展上，大芬油画村参展作品达49件。
驻足大芬村，作为游人的你可以买到世界名画复制品，也可以买到真正的原创油画。艺术本就不应该是高高在上，大芬村的伟大之处，或许正是它让油画这种阳春白雪的艺术，走下神坛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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