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 老鼠生的儿子注定要打洞

　　我们乐于把美国吹成一个“机遇之国”，要追溯起历史，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我们这个国家从未有过贫富之分，”参议员马可·鲁比奥（观察者网注：2016年共和党热门总统候选人之一）曾如此宣称，“我们拥有现时的一切，也会拥有将来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人民要么已经创造出财富，要么即将创造出财富。”

　　不断有研究表明，比起加拿大或者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如今的美国社会更缺乏经济流动性。据一项皮尤研究（观察者网注：皮尤研究中心是美国一间独立性民调机构，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该中心对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态度与潮流提供信息资料）显示，在美国，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收入垫底（全国末20%）的家庭，这个孩子日后跻身最高收入群体（全国前20%）的机会就只有4%；而另一项（有点过时的）独立研究则显示，在英国，一个同样条件的孩子拥有的腾达机会是12%。

　　如果用“代际收入弹性”这一指标来衡量，那么加拿大的社会流动性要比美国高出两倍。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发现，在美国，父母的收入与其子女日后收入之间的关联，同身高的遗传差不多。“一个收入排在全国收入末10%的家庭，其子女在成人后要达到能跻身全国前10%的收入水平，恰如一个5英尺6英寸（约合1米68）高的父亲，生出了一个日后身高会超过6英尺1英寸（约合1米85）的儿子，”克鲁格在某次演讲中指出，“这种现象不是没有，但并不普遍。”

　　之所以回顾这些，是因为我想起了家乡俄勒冈州亚姆希尔的一个朋友，瑞克·戈夫。他聪明能干，勤勤恳恳，却注定是个挣命的。我在去年就写过他，为的是证明这一警句：有才能者比比皆是，好机会却寥寥无几。

　　现在瑞克已经死了。上个月，他因为心脏病发作在亚姆希尔的家中去世，享年65岁。

　　我在他去世前一天去探望他。他很痛苦，挣扎着要下地。我无法不去想他那从未充分发挥过的巨大才能。在美国，老鼠生的儿子注定要打地洞，这一预言往往不爽。

瑞克·戈夫聪明能干，勤勤恳恳，却注定是个挣命的

　　自称有八分之一印第安人血统的瑞克，还有他的哥哥和两个姐妹，都可以说是天生天养的。他母亲在他五岁那年就过世了，他的父亲——瑞克曾告诉我他是“一个滥酒鬼”——离家而去。家里只剩下一个老奶奶，孩子们自己去打猎、捞捕，裹充饥肠。

　　书中也许会有黄金屋，因为瑞克记忆力超群。不幸的是他那时患上了某种未确诊的注意力缺失症，老师们都放弃了他。在他上八年级时，因为逃课而被校长罚了停学半年：这对他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在10年级时退了学，以后再也没回学校。

　　瑞克在伐木场和机械工厂里都干过，之后又成为一个能干的汽车定制油漆工。在因为一次意外压坏了手以后，他就靠着残疾人福利和打零工生存下来。如果在付清所有账单后还有多余的钱，他就会给手机充下值。

　　他结了两次婚，也离了两次，只身抚养孩子们长大。他还是身边所有人的忠实朋友。没几年前，靠着昂贵的医药护理，他从一场大病里慢慢恢复过来。但随后他的身体又忽然垮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原来是他前妻的车子被扣住了，需要付一笔罚款。瑞克停了自己的药，给了她600美元。因此之故，他又一次进了医院。

　　这还是为了自己的前妻。

　　去年我写了一系列题为“白人就是不明白”的文章讨论种族隔阂（得到的回应并不都是热情洋溢的）。如今我想到，许多成功的美国人也“不明白”贫富的悬殊。

　　斯坦福大学的肖恩·里尔登通过计算发现，学生测验成绩中体现出来的种族差距已经消失了，而阶级差距却在加大。半个世纪以前，黑人学生-白人学生测验成绩差距要比家庭收入在前10%的富人学生-家庭收入在末10%的穷人学生的测验成绩差距高上50%，现在却刚好相反，学生测验成绩中体现出的阶级差距几乎是种族差距的两倍。

　　想想看，在家庭收入占前25%的群体中，有77%的人在24岁时就得到了大学学位，而在家庭收入居末25%的人群中，只有9%的人能做到这点。

　　但就像蒂姆·怀斯在他那本快出版的《倚富卖富》里提到的，底层民众“得到的残酷谩骂越来越多”。

　　音乐家泰德·钮金特曾称那些“享受”社会津贴者为“津贴傻子”、“贪吃且无灵魂的猪猡”。保守主义作家尼尔·波尔兹则把穷人比作脚气。

　　当然，讨论津贴问题并不违法。但如果你为政府给穷人的餐补而纠结，那么国家从年度税收里抽出120亿美元给公司企业作为员工的餐费和娱乐补贴，这又怎么说？你要是想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欺诈，不妨看看那些亿万富翁是怎么做的：他们以艺术捐赠的幌子免去了巨额税款，而捐出的艺术品则摆在他们自己的非营利博物馆里。——这些博物馆甚至不是对外开放的。

　　我也听到过一些人在说：我出身贫寒，但我能打拼，终于出人头地。如果人们肯尝试，也一定能成功。说得好！是有这么些人，他们居然克服了难以置信的障碍。但这就好比矮个子父母培养出了NBA中锋，概率小之又小。

　　要记住的是，家庭环境给孩子造成的劣势要比收入的不足来得严重。衡量未成年人贫困与否的最佳指标并不在父母收入多少，而在于父母给孩子的阅读次数多少，或者父母拥抱孩子的次数多少上；也可以反过来，从孩子被打的次数多少，酗酒的大人在家里大打出手的次数多少，孩子是否有铅中毒症状，孩子的耳部感染是否得到治疗等等方面，来准确判断出一个孩子是否处于贫困状态。这种缺失要比金钱的匮乏严峻得多。

　　有人认为成功的诀窍不过就是“选择”同“个人责任感”，这没错，但成功的诀窍要错综复杂得多。

　　“有钱的孩子做出无数的错误选择，”里尔登教授指出，“但要承担的后果却同穷孩子大不一样。”

　　瑞克也承认过自己做出的那些错误选择。他酗酒、嗑药，被警察抓了30来次，可当他意识到自己在走酒鬼父亲的老路时，就毅然把酒给戒了。瑞克之所以成为瑞克，主要不在于其错误选择，而在于他的才智，他的拼搏，在于机会的缺失。

　　所以就不必谈社会达尔文主义了吧。成功并不源自美德，它多半是在向世人宣称：我爸是李刚。（It’s mostly a sign that your grandparents did well.）

　　与此同时，比起2008年金融危机刚开始时，有更多的美国孩子陷入贫困之中（最新数据是22%，而2008年是18%）。他们成长的地方并非“机遇之国”，而是我们祖先曾从中逃离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在这里，“富二代”与“穷二代”才是常态。

　　这恰恰是总统候选人们应该讨论的。　　（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纪思道。原文载《纽约时报》，观察者网刘旭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