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APEC期间在华遇冷之后，执政的自民党对此异常愤怒，接连逼迫日本对华毁约。除了否认四点共识，日本政府11月21日内阁会议通过的答辩书表示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这让中日关系再次陷入谷底。
然而与中国仅对此表示严重关切，甚至并未叫停中日财长两年半来首次在G20的会谈不同，日本却将对中国的矛盾直接升级到了极致。2014年11月21日上午，第五届香山论坛在北京开幕，虽然中国官方之前曾向日方军方发出邀请，但作为中国最重要邻国之一的日本并未出席本次论坛，“报复”的意味不言而喻。中日国家关系的长期冷淡使得两国军队间几无任何交流，之前中国方面未派员参加日本自卫队60周年阅兵式的举动。此次日本军方对中国邀请其参加香山论坛不予回应，实际上延续了中日交流中断的基调。不单是中国收回了和日本改善关系的意愿，日本方面早已经风声鹤唳，重归了对中国戒备森严的状态。
除了此前多维新闻所分析日本右翼执政的现实导致中日关系目前缺乏改善的空间，日本在中日关系改善的节点突然毁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高估了安倍。从日本角度看，安倍两年来相当成功。从内政上说，虽然现在安倍支持率到达最低点，但44%的高位已经完全打破了短命首相不到一年支持率即跌破20%的惯例；安倍的执政目标——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正在稳步推进；安倍经济学虽然遭遇瓶颈但是也带来了失业率降低等短期效应。在外交上，即便日本让美国感到麻烦、中国感到战火危险，但是这恰恰反映了日本的不可小觑。从积极主张解禁集体自卫权到在历史领土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搞得红红烈烈，这奠定了其强硬派首相的地位。中国积极与日本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看准了日本并非短命首相这一点。
但实际上作为一个选举国家的领导人，又恰逢日本目前的政坛乱象，安倍实际上并无大志向，改善中日关系并非安倍的本意和终极目标。任何政治场合首先是两碗面的问题，一个是情面，一个是场面，任何的国家利益谈判都在这个的基础上进行的。安倍在APEC之前急于促成中日首脑会谈的原因就在于并不想在APEC上被孤立，面临美国和国内商界的压力，安倍只是想交差而已。从11月18日刚刚与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并在北京参加完APEC，安倍就急忙宣布将要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看，安倍的终极目的还是坐稳相位。安倍有所作为的前提条件是站稳脚跟。安倍能有政治遗产的前提首先是干满一届。
对重新大选的日本来说对华强硬是支持率的保证
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统治，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封建制度，政治上的大家族制度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例。安倍家族便是有名的政治世家。安倍的外祖父是前首相岸信介，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日本外务大臣，延续光大岸家和安倍家的政治血脉是安倍一等一重要的使命。2007年9月25日，上任仅一年的安倍在连串政治丑闻招致的巨大压力下黯然辞职。借口肚子疼便辞去职务的不负责形象成为安倍难以洗刷的政治污点。他在2012年12月再次胜选后即前往家乡山口县外祖父墓前宣誓“将再次担负重任，此次一定切实完成使命”，“我将像强有力的、轻松跨越障碍的骏马—样，不退缩、不胆怯地挑战困难”，就是为了弥补第一任期污点给家族声誉带来的损毁。这也表明了安倍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家族使命。
而经常标榜“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的安倍能够长期执政，能够正常干完首相任期是延续祖上光辉、封荫子侄的关键。不过在2015年自民党执政期满之前，安倍还面临着明年9月的党内选举压力。在9月安倍改组内阁以后，多名内阁成员因政治献金丑闻而辞职下台，这对安倍内阁的形象和施政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日本冲绳县16日举行县知事选举, 反对美军普天间机场从冲绳县宜野湾市迁往该县名护市边野古地区的那霸市前市长翁长雄志击败了支持搬迁的现任知事仲井真弘多。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曾特地前往助选仍然无法挽回败局，这给日美关系造成了冲击。随着日本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在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较上季度下降0.4%，换算成年率为下降1.6%，呈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这一结果反映出“安倍经济学”后继乏力。
目前的民调显示，安倍内阁的民意支持率为44%，比上月大幅下滑了8个百分点。不支持安倍内阁的比例，上升了4个百分点，为38%。虽然民调情况不是很理想，但这个结果仍比安倍前几任首相要好得多。而在野党的民主党在2012年选举失利后，实力受损，党首海江田万里缺乏小泽一郎的政治手腕，民主党并没有机会赢得此次选举。不出意外，安倍所在的自民党联合公明党拿下本次选举并非难事。安倍提前解散众议院大选实际上是借现存的支持率对越来越走下坡路的内阁进行挽救。总之早选比晚选强。
2015年安倍面临统一地方选举、核电重启、集体自卫权相关法案审议、战败70周年谈话、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多个敏感日程，提前完成大选将消除安倍继续“暴走”后的后顾之忧。趁着“安倍经济学”还有余温，安倍抓住支持率尚可的时机提前大选，实际上可以趁势在明年秋季连任自民党总裁，从而为自己一直执政到2018年年底铺平道路。安倍8月份在研究内阁改组的人选时曾向周围的人表态，“希望能保证肩负起今后3年至4年的政府运转”。如果拖到明年或者2016年到期进行大选，就将面临舆论分歧严重的重启核电站和国会审议安全保障法制问题，增税问题和安倍经济学的负面影响都可能是安倍政权崩溃的因素。
日本在与中国改善关系之后迅速否认对华共识并对华翻脸，这实际上是安倍为了谋求连任进而保住政治地位采取的措施。而伴随着日本政治向右转的大趋势，对华强硬的民粹主义是安倍上台以来获得支持屡试不爽的筹码。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安倍与习近平进行了首次会晤，中日达成了四点共识，但安倍政权的对华强硬基调早已经注定。离开北京即推翻共识是进入大选季日本必须采取的措施。
因此，从日本的内政现状和右翼执政的长期趋势来看，中日关系改善的基础条件并不具备。中国应该收起对日本的幻想准备迎接挑战。中日关系彻底转好是需要在两国关系的实质层面有了长期保持良好关系的土壤才能发生的，而培育这种土壤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在经济上完胜日本，在军事上压得住日本，在政治上孤立得了日本。这并非一日之功，也并非在一两年内可以完成。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中国就应该忍受着一段时间双边关系不睦的不利之处。北京更应继续对日本采取高压政策，逼后者认清形势。
而即便中日经济关系十分紧密，外界认为在亚太经济领域中国无法回避与日本的合作，但从习近平在北京给安倍下马威看，中国正在将政治议题与经济状况挂钩。安倍目前企图利用经济学把戏，让日本经济继续泡沫化来蛊惑日本民意，获得短暂支持，顺道将日本再次赶上右翼的战车。中国将政治与经济挂钩则志在让右翼的安倍在多个方面无法耍手段。安倍的政治主张能够推行的基础是安倍经济学成功，是日本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获得突破。而中国采取持续冷待安倍的政策，持续在政治问题上拒不妥协，实际上是对安倍在国内统治地位的釜底抽薪。中国在等待日本国内民众对安倍的右倾化道路说不，等待着安倍在国内商界和民众的压力之下改变一路向右的政策。这个过程中，中国付出代价是必然，但对日本的牵制是绝对的，对安倍能否长期执政的影响是绝对。
纵然习近平将政治与经济挂钩会让中国有损失，中国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在亚太的各种经济布局都经历着困难和考量，但是中国仍需赌一场，冒冒险。这既基于中日特殊的国仇家恨，也是基于国际道义。中国一方面是为了东北亚的和平，为了亚洲的团结，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负责，改变国际关系建立在纯粹经济和政治巧取豪夺之上的惯性，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陆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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