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到法国 全球抗议不断的2019年

　　2019年可谓是全球抗议年，从香港到玻利维亚，从法国到黎巴嫩，世界没有多少地方躲得过大规模抗议风潮。　

　　香港民众在圣诞平安夜逃避港警向示威者发射的催泪弹。（2019年12月24日）

　　燃遍全球的抗议怒火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选举舞弊激怒了抗议者。在英国，人们集会反对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塞尔维亚、乌克兰、阿尔巴尼亚和中欧诸国都经历了重大示威。在动荡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分离主义者与警方冲突。中东的异议活动让人们谈论新的“阿拉伯之春”。

　　在美洲，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都经历了民众抗议。抗议发生地的一长串名单并不止于此。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研究社会变革的学者雅克利安·范·斯特凯伦堡（Jacquelien van Stekelenburg）指出：“数据显示抗议的数量在增加，而且与咆哮的1960年代一样高。”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一次反政府示威期间，防暴警察与抗议者冲突。(2019年12月14日)

　　1848年的联想

　　2019年让人联想起1848年。那一年，欧洲的统治精英和君主面对撕裂整个欧洲大陆的动荡和民愤不知所措。

　　不管是当年还是当下，促使民众愤怒地走上街头的直接诱因各国皆有不同。170年前，有些人抗议本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并痛恨麻木不仁的统治精英对现代化和自由化潮流的抵制。穷人出于经济绝望而上街。民族主义者希望脱离帝国牢笼。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摧毁一切。

　　蝴蝶翅膀掀起风暴

　　1848年革命也有“民族之春”之称。在那段岁月里，哪怕是看起来很小的一些事件或者政府的一些小小的决定都有可能引发大乱。2019年也是如此。

　　在法国南特，抗议者举着“一切刚刚开始”的横幅，游行纪念“黄背心”运动爆发一周年。(2019年11月16日)

　　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人士主要来自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低收入者。他们上街阻路，抗议针对燃油提高“绿色”税收。在智利和厄瓜多尔，政府大幅提高燃油价格和地铁费用的计划今年也在低收入和农村社区激起民愤沸腾。

　　但是除了最直接的诱因之外，远远更具有实质性和结构性的民间积怨也助长了全世界范围的抗议。在黎巴嫩，示威者最初是因为对WhatsApp应用程序收税不满而上街，但抗议火花随即扩展为对腐败和伊朗在黎巴嫩影响力的燎原怒火。在法国，“黄背心”之怒演变成被经济发展甩在后面的人群的总体不满。

　　在香港，《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引发了抗议，但“反送中”只是一个象征，让抗议者愤怒的是北京指使的威权主义对香港的渐渐侵蚀。

　　全球各地抗议的异同

　　分析人士说，2019年的抗议有某些共同的主题，包括抗议民主被窒息和要求扩大政治自由。对腐败的不满以及那种政治制度遭到操纵的感觉也是各地民怨的一个共性。

　　一些评论人士试图把所有抗议都串联在一起。他们争辩说，这些集会、示威和阻路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对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占据上风的反民主和右翼势力的反弹。

　　也许有些抗议如此，但并非全是这样，而且还有很多矛盾之处。此外，不管是在政治光谱的左边还是右边，抗议者们都有一点共性，那就是，他们坚信，事情应该而且能够被改变。

　　不过，跟从前相比，一大不同点是如今有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现代通讯手段助长了愤怒情绪，而且帮助人们组织起来并招募抗议者，以对抗当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hierry de Montbrial)说：“传统的自上而下执行强权的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去年在意大利和德国上街集会的民粹民族主义者与发生在英国的亲欧盟、反脱欧的大型抗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大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抗议者要求增加“绿色”税收，而惹恼法国“黄背心”的正是这种税收。

　　华盛顿研究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分析师理查德·扬斯(Richard Youngs)说：“一些抗议也许看起来像是某种迹象，显示民粹主义和对政治现状的失望情绪上升，民主走向衰败，比如在巴西、美国或者法国。”

　　“另一些国家也许看起来像在日益抬头的非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影响下，徒劳地摇撼政坛，比如像是匈牙利、摩洛哥或者泰国。更为乐观的是，在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和苏丹等地的抗议，也许是个让人欣慰的信号，显示人们对民主有着不懈的憧憬，而且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人民愿意为之而战。”

　　一战后的历史参照

　　也许用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概念来强行总括2019年的躁动不安并没有什么意义，更好的历史参照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岁月。历史学者查尔斯·爱默生(Charles Emmerson)在新书《严峻考验：大战的漫长结尾与新世界的诞生，1917-24》(Crucible: The Long End of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a New World, 1917-24)中示意，各国在战后动荡时期失去了他们的所有支柱，其结果只有混乱。他写道：“既有秩序被冲走了。原先什么也不是的人突然间被送上显赫地位……现实变成了超现实。”

　　按照爱默生的描述，在一战刚刚结束的那些岁月里，很多人觉得他们毫无权力，不再相信传统政权有能力保护他们并恢复可预见性，他们还痛恨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均。当年如此，如今又何尝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