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应“害怕”香港游行

　　【万维读者网】“香港人不是反对制定国家安全法，而是反对这次草稿的内容和通过的方式。香港人不满的是港府没有广泛征求民意、详细的探讨就想匆匆忙忙地把新法推出，”据《华盛顿观察》周刊第廿八期陈雅莉报道，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研究员熊美英博士（Veron Hung）在接受专访时说。


“香港民众爱戴胡锦涛政府胜过爱戴董建华政府”

香港在7月1日5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俗称《基本法》第23条立法），并要求董建华下台。7月9日香港又有5万人包围立法会, 要求“还政于民”等集会事件，迫使港府将引起重大争议的《基本法》23条立法延后提交立法会进行审读。7月16日，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和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辞职，SARS之灾过后刚刚稳定的香港一时危机四伏。

在香港出生长大的熊美英博士认为西方媒体经常没有抓住问题核心，认为香港大规模群众游行是对站在香港政府背后的北京不满，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她说，“虽然这样的分析似乎表面上合乎逻辑，但是其实并非如此。香港老百姓情绪反应从未如此之大，不满的矛头指向的是董建华政府，而非中央政府。”

去年八月，在香港对15－30岁的居民所作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让他们选最欣赏的国家领导人，在前五位被选的国家领导人中中国大陆的占了四位，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朱?F基。香港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超过对董建华的信任。当胡锦涛撤掉卫生部长张文康的职务之后，香港人反应热烈。熊美英博士说当时不少香港人希望董建华能够如此开明。六月底，温家宝总理来港，一般的香港老百姓对他都表示支持，香港报纸称赞他“亲民”，反而衬托出对特首的不满。“香港民众爱戴胡锦涛政府胜过爱戴董建华政府，”熊美英博士说。

六年来，中央政府自我控制好，对港务没有很大干预，一国两制政策落实得较好。熊博士说，一般香港老百姓感受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香港的存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央政府帮助香港很多。六月底董建华和北京签订包括给予零关税安排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los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或CEPA），给香港商人经济方面更多优待，让西方投资者羡慕不已。当四月份因为SARS危机, 香港面临很大挑战，医护人员防疫设备不够，虽然大陆那时疫情已经开始很紧张，中央政府仍然反过来帮助香港，给香港寄去急需的医疗设备补给。熊美英博士说香港人象大陆的老百性一样对新政府抱着很大希望。

反的不是《国家安全法》，而是这次草稿内容和通过的方式

熊美英博士解释说香港人对董建华不满主要是因为香港经济不好，房价跌落，高失业率。香港上周四公布失业率为8.6％，又创历史新高。另外港府在SARS危机中反应太慢，也是港人对董建华怨声载道的原因。

“六年来，香港人感觉穷了，健康又受大影响，最后自由也要受到限制，所以觉得不能再忍了。这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熊美英博士说。香港三次大游行反映了香港人“你不听我，那我只好找一个渠道来表示不满”的心态。他们希望北京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反过来给董建华压力。

“我不反对就国家安全问题立法。香港需要立这样的法律，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法律。香港老百姓不是反对制定国家安全法。香港人不满的是目前草案的内容起草方法，以及这次通过的方式，不满港府没有广泛征询民意、详细探讨就匆匆忙忙地把新法推出，”熊美英博士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她说香港需要的是一部既可以保护国家安全，又要尊重人权的法律。”

一般说法是第23条要取缔国内看起来对其国家安全有影响的团体，特别是针对在香港的法轮功团体。但是对第23条紧张的不仅仅是法轮功。虽然基本法第39条说香港人权应受到尊重，但是香港很多团体，比如天主教主教，都对这一法律的通过表示担心。香港人反对目前的草案并不完全是为了保护法轮功，而是害怕此法对天主教等各类香港本土团体，甚至记者言论自由，有负面影响。

按照胡锦涛最近的说法，中央政府并未对通过此条例定时间底线，相信政府如果在香港老百姓中进行广泛的协商，让香港人清楚草案内容，经过香港人详细探讨，香港人会有好的反应。

香港民主走势要看北京风往哪儿刮

“对于这次香港危机如何处理，中央政府领导层似乎还没有共识，看来还不知道该怎么做，” 美国汉密尔顿大学（Hamilton College）李成博士说，“香港问题处理得不好，会让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前途画一个大问号。”他认为中央政府应该考虑给与香港人更多的民主与自由。

“光守不行，北京应该主动推动香港政改方案，”李成博士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他认为香港是中国推动政治改革最理想的“试验地”，不仅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稳定，还会说服更多怀疑“一国两制”相信这是可行的政治理念。

“胡锦涛新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对香港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头脑简单地看香港人，这是赢得香港人民心的第一步。中央政府需要继续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必须认识到香港是一个在快速改变、充满活力的社会，主动给与香港人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李成博士说。

香港人最后会得到多少民主要看北京是不是东风能压倒西风。

“以我个人之见，中国新的领导层比较容忍香港人多一些民主，但是他们必须回头看一看老的一代如何想，”熊美英博士说。

香港人应该着力争取的是在2007年下一届特首选举中寻求更大的民主性。根据目前《基本法》的规定，特区行政长官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一个800人选举委员会所选出。熊美英博士认为一个选择是扩大这一选举委员会，同时增加直选委员的份额；另一个选择是由这一委员会推举几名特首候选人，由香港人直选。

香港一些活动分子声称等不到2007年，要早选第三届特首。熊美英博士说虽然欣赏这些活动分子的热情，但是认为其处理策略可以更聪明些，更多追求小的，近期的、更清楚的目标，能做什么就先做什么。

“政治上这是不现实的期望，因为要早选特首，必须修改基本法，程序复杂到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操作，”熊美英博士说，“按《基本法》操作，政治上赢得机会大一些。另外，香港人应该自己尊重《基本法》，因为如果香港人自己不按《基本法》去做，那么会为大陆违反《基本法》开一个头。”

她认为让北京接受2007年香港直选特首可能性不大，因为北京会担心开这样一个先例，那就是香港人一大规模游行，北京就100％地满足其要求。北京担心这在香港变成先例，更怕这种经验被大陆人学去。

香港三次示威告诉北京什么？

熊美英博士说，“‘害怕’两字不应该是北京对港游行的反应。如果定性这次香港示威游行，北京应该明白这批上街示威的香港人是有知识有思想的，这肯定不是一批被误导的人。他们不容易付诸于暴力，会有理性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就是想告诉你，应该注意香港问题。中央政府在处理这批人的时候应该用更宽容的态度。”

她认为回首香港三次示威，北京应该明白至少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一个是香港政府有问题；第二个是，中央政府驻港联络机构有问题。

“董建华偏于听某一批人，这一批人是所谓的pro-China（偏中国帮）。偏中国并没有错，但是挂一个牌子变成所谓的‘爱国人士’，思想停留于过去一套，比中国大陆官员更左。如果董建华只是听这一批人的意见，当然不会明白香港民意，”熊美英博士说，“北京也应该自问为什么到了香港人七一大规模上街游行北京才发现问题如此严重。中央政府驻港联络机构应该更贴近和理解香港的民意，才能避免下一次危机。同样的，如果中国驻港联络机构只听这一批‘爱国人士’的声音，难怪问题到了‘七一’才被北京真正注意到。”

欣赏西方对香港的关心，但是不满妖魔化北京

最近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的一次会议中，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谭慎格（John J. Tkacik Jr.）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举出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经济每况愈下”的一个原因是大陆故意抬高上海压抑香港所致。

熊美英博士对此的回应是“这种观点从逻辑分析和事实来看都不对”。 “为什么中央政府想把香港搞差？如果能把香港搞得好，岂不是帮助中国说服台湾用一国两制的模式进行统一吗？如果中央政府故意把香港搞得差，那不是给了台湾一大理由来反对同大陆统一，”熊美英博士说。她对《华盛顿观察》周刊强调说香港百姓对中央政府是满意的，从六年来中央政府落实一国两制政策，到最近SARS危机北京在香港最困难的时候援手相助，到最近签订CEPA，给港人在大陆更多商业机会。

熊美英博士并不讳言对23条的争议是香港同北京一起面临的六年来最大的挑战，国家安全法如何定，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利益和保护人权，处理得不好会影响香港稳定。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处理好，不仅可以大大赢得香港民心，还会进一步证明“一国两制”的成功，变挑战为机遇。

“中央政府和港府必须尽快探讨直接选举特首的可能性，为2007年作准备。基本法已经谈到第三任特首选举可能实行新的、更开放的方法, 让香港一步一步更民主。这是北京的向外界证明“一国两制”还行的另一个机会，”熊美英博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