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江泽民到底还有多少权力

　　【万维读者网】一年来胡锦涛、江泽民由磨合走向基本平静。江泽民影响力已大大下降，无法干预政治局、国务院的决策。胡已迅速巩固了权力，尽管还不能掌握军队，但军中要胡掌舵的徵兆强烈。在现有局面下，元老们会对江继续保持容忍。一旦胡江争端，江必“失道寡助”而下台。


　　一年来胡锦涛、江泽民由磨合走向基本平静，两者关系总体正常。江泽民仍然倚老卖老、摆老资格，但无法干预政治局、国务院的决策，胡已迅速巩固了权力。尽管还不能掌握军队，但军中要胡掌舵的徵兆强烈。

　　尽管江泽民仍出头露面，但与一年前相比影响力已大大下降。半个月一次出镜率只是为了让人们记住他。尽管元老们讨厌江，但并不想合力把他赶下台。在现有局面下，元老们会对江继续保持容忍。一旦胡江争端，江必“失道寡助”而下台。

　　江现仍然保持一贯的虚浮风格：讲排场、爱奢华、好大喜功。全国到处转，会见外宾遍地开花，动辄上百万元费用。对照胡锦涛的轻车简从，不讲排场，江的行为招人反感。十六大后，外界一度以为江比邓的权力还大，认为与中国打交道，唯有江说了算。而今天，江公开露面只剩下两个条件：一是军队系统，一是他所谓的“老朋友”。此外，再也没有一位国家元首视他为中国头号人物，而是直接与胡打交道。短短一年，江的权力与威望丧失得如此之快，其亲信们的表现也反证了江不是一个能够服众的领袖。

　　自胡锦涛任总书记以来，与江泽民的关系，不仅海外媒介持续追踪，更成为各国政府与中国外交时必须考量的问题。有的认为江仿邓模式留任军委主席成为中国的太上皇，江拥实权，胡被架空；有的说江派人物一直与胡过不去，胡的施政受得江系重大掣肘；有的指出北京出现了胡江两个权力中心，一旦出现政治危机，胡将重蹈胡耀邦、赵紫阳的覆辙；有的甚至言之凿凿地称江一直想以曾庆红取代胡，并将让曾任军委副主席作为江辞军委主席的条件。这些猜测与判断是否与事实相符？

　　中共十六大，江留任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贾庆林、黄菊等江系人物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三个代表”写入党章。一时间，外界认为江泽民拥有的实权甚至超过邓小平，中国将出现一个由江泽民幕后主导的时代。正是基于这种判断，高度关注中国权力交接的美国作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姿态：布希总统专门打电报给江泽民祝贺他留任军委主席。潜台词是：美国欢迎江泽民留任。当时布希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主要是鉴于对胡锦涛心里无底，认为胡弱势、不亲美，而江强势、非常亲美，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胡将比江强硬和僵硬。布希的这一策略是审慎的，更是保守的。

　　中共十六大，江留任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贾庆林、黄菊等江系人物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三个代表"写入党章。一时间，外界认为江泽民拥有的实权甚至超过邓小平，中国将出现一个由江泽民幕后主导的时代。正是基于这种判断，高度关注中国权力交接的美国作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姿态：布希总统专门打电报给江泽民祝贺他留任军委主席。潜台词是：美国欢迎江泽民留任。当时布希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主要是鉴于对胡锦涛心里无底，认为胡弱势、不亲美，而江强势、非常亲美，在处理中美关系上胡将比江强硬和僵硬。布希的这一策略是审慎的，更是保守的。

　　事实上，十六大以后国外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大都建立在表象基础上，有意漠视或者根本不了解以下事实：写入党章的"三个代表"并未被冠以江的名字，贾庆林、黄菊等进入常委会并非江强势主导，而是全面平衡的结果，布希的贺电也完全是江主动向美方测试得来的（十六大闭幕后一星期，江在会见一美国代表团时被问及关于军委主席的问题，江答，"在同志们的要求下，我继续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江狡猾地用这个风向球来测试美国及国际社会反应），并最终坚定了他在十届人大留任军委主席的决心（详情见明镜出版社《暧昧的权力交接》中"论江泽民的留任"）。更重要的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根本没有作出过任何文字甚至口头的关于任何重大决策都要请示江，并最终由江拍板的决定。

　　在外界纷传胡江"两个权力中心"氛围下，从十六届一中全会到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短短四个月权力交接期，胡锦涛却不露声色地首先在党务上走出了完全有别于江泽民的一条新路：当选总书记一星期就到西柏坡，公开喊出要发扬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传统；轻车简从到地方检查工作，主动交餐费，不允许陪餐；授权新华社公开、及时报导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及会议主要内容；亲自召集中纪委常委会议，明确要求中纪委将办案重点放到大案、要案上，对涉嫌高官决不姑息。最重要的是，胡锦涛要求将政治局常委会正在酝酿中的议题通报给政治局，真正做到了常委会向政治局负责，这不仅扩大了现任政治局成员的知情权，更确保了已经退休的元老对最高决策层的知情权（中央规定，已退休的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加上薄一波、宋任穷两人，在阅读文件上享受现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政治待遇），这不仅赢得元老的好感，也杜绝了江泽民试图干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决策的可能性。正是这些举动，胡锦涛获得了党内元老的一致支持，尽管那些元老政治倾向不很一致，但在对胡的认同上却没有任何杂音，也赢得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广泛赞誉。 　　


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胡锦涛当选国家主席，江泽民则在失220票后留任军委主席。交卸了党政最高职务的江泽民显然对此难以适应，俨然继续以第一号人物自居。人代会闭幕第一天，即2003年3月19日，江会见了回国途经北京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江称拉赫莫诺夫“是我的老朋友”，言下之意他是以老朋友身份亮相。而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则无缘与拉赫莫诺夫会面。江这一举动不只是说明他不甘寂寞，显然想用这个动作向外界暗示我江泽民仍然大权在握。于是，整整三、四两月，外界对中国政局的反应是：江泽民不仅牢牢掌握着军权，仍牢牢控制着国家大权，江的权力并未因交出党政职位而有所削弱！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印巴两个邻国的反应。

　　人代会闭幕后一星期，巴基斯坦总理贾迈利访华，此行的最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与胡锦涛、温家宝两位新领导人相识，二是了解中国拟与印度重启边界谈判、听取中方的解释。3月24日、25日，温、胡、江先后会见贾迈利，温着重谈经济，胡江则谈国家安全和政治议题。胡先在人民大会堂与贾谈，会谈人员多。胡着重谈两点：一，将确保中巴关系的连续性，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二，中国与印度将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将两国边界重启谈判，中印关系改善决不会损害巴基斯坦的利益，希望巴方理解并支持。胡在会谈中谦虚、坦诚但不强势，同时清楚地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但巴方的解读似乎是胡并不拥有最终拍板权。江在中南海与贾迈利的会谈则属小型会谈，江尽管只是重申胡的观点，但江是以老一辈口吻说话，颇有居高临下之势，这让巴方认定江比胡更有外交决定权。贾迈利此行从北京摸到的底牌是：与中国打交道，仍然离不开江泽民。

　　4月20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华，落实中印边界会谈的具体事宜，并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和将要展开的中印谈判铺垫。象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判断一样，印方认为必须与江泽民打交道，因此，印方特意向中方要求安排费尔南德斯与江泽民会面。当时的北京正处于“非典”失控状态，胡温刚刚撤销了江的亲信张文康卫生部长的职务，江泽民为避“非典”感染而到上海。为了突出显示自己在中印边界谈判中的作用，也为了表示对胡温撤销张文康职务、胡锦涛直接主导朝鲜核危机调停的不满，江泽民有意将费尔南德斯访华视为纯粹的两国军方之间的交流，批示由“国防部承办”。在会谈人员安排上，江泽民示意自己的心腹熊光楷有意不安排国家主席兼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出面会见，而让郭伯雄、曹刚川两位职务较低的军委副主席分别与费氏会谈。4月21日，郭、曹先后在北京与费会谈。随后，熊光楷又专程安排费到上海。4月26日上午，江泽民在上海与费进行了会谈。

　　对于费尔南德斯访华的安排，中南海、外交部都有意见，与江泽民向来有隙的李铁映公开指责“老江昏了头”。改善中印关系、重启边界谈判怎么会是单纯的两国军方之间的事呢！何况费氏在京期间，胡锦涛还先后会见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法国总理。中央办公厅一位负责人表示，倘若国防部安排胡锦涛与费尔南德斯会见，“锦涛同志一定愿意”。能够说明胡愿见费的例子是，4月22日下午，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禄。而此前一天，赵明禄、费尔南德斯一先一后，都被分别安排与郭伯雄、曹刚川会谈。胡能见赵却不见费，透出了江泽民狭隘的心胸，反过来，也加快了胡锦涛真正主导外事权的步伐。与中南海对江泽民以军代政不让胡与费氏会谈相映照的是，江泽民在上海会见费氏则引起民间一片挞伐。江泽民在会谈时煞有介事地称，“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在控制非典型肺炎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被人们指责为“睁着眼睛说瞎话”。


可以说，江泽民试图继续对胡发号施令的企图因为这次上海会面而提前葬送了，江泽民原本通过主导中印谈判事务证明自己是邓小平式铁腕人物的想像，在稍后一个月内土崩瓦解。江泽民的上海亮相，是其权力巅峰终结的标帜，此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外国政府将江泽民视为邓小平第二，而意识到必须与胡锦涛打交道。

　　2003年4月26日，对江泽民来说也许是个难以忘却的日子。上午，他还神彩飞扬地为自己能够主导中印两国边界谈判事务而沾沾自喜，下午却给了他一个晴天霹雳：军委紧急报告称北海舰队361号潜艇失事，70名官兵全部遇难。防治“非典”上的不作为，以及已经在中南海和军委系统悄悄流传的潜艇事故使江面临空前压力。是公开还是保守这个秘密？

5月1日，当基地指挥部开始通知遇难者家属时，江泽民终于决定：打破军事常规，向外公布361号潜艇失事消息，并决定亲赴现场。江试图通过这一举动平息人们对他的不满，并发出两个信息：1，江泽民并不喜欢封锁或隐瞒消息，他与隐瞒“非典”疫情毫无干系；2，江泽民仍然是享有实权的领导人。针对361号潜艇失事，新华社很艺术地处理了江、胡的有关信息。5月2日，新华社对外发布潜艇失事消息，同时发布江泽民的唁电。次日，也就是胡江赴大连的当天，胡锦涛的唁电发表，新华社通稿中胡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有意省略了胡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这一通稿让江泽民很不高兴，江认为这份唁电胡不应该以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而应该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出现，当时的江尽管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来，但心存芥蒂。在接下来大连几天活动中，江一直以冷冰冰的态度对待胡，以至于胡身边的人都明显感觉到，江对胡“象换了一副面孔”。

　　胡锦涛意识到了江对自己态度的变化，当然，也强烈意识到了自己在“非典”危机中赢得的强大民意。胡要抓住这个机遇，展示自己的力量。5月23日下午，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第一次专题讨论国防军事问题。会上，胡特意谈了自己对361号潜艇失事的看法，指出“装备落后，技术操作不当”是造成这次悲剧的两个主要原因，并感叹，“必须尽快改变装备落后的状况，以适应现代高科技战争的需要”。胡强调，“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经验，抓住机遇，在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强烈表示要“精兵简政”，并简要介绍了即将提交政治局的裁军20万的有关部署。胡有意选择在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出访的前三天召集这个会议，第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阐明自己的国防军事主张，的确是有意而为，郭伯雄是胡此举的大胆建言者。胡就是要向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信号：胡锦涛不仅拥有党政实权，同时也能在军事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胡希望藉此举通过党指挥枪来加速提升中国军事现代化。胡这一举动一下子吸引全世界目光，有西方观察家称胡“已开始涉足江泽民控制的领地”。胡这一举动确实刺痛了江泽民，胡出访期间，江主席办公室向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重提5月3日新华社那条通稿，“建议”中央办公厅考虑，今后在报导有关军事方面消息时，“锦涛同志应以军内职务的身份出现为宜”。

　　5月26日至6月5日，胡锦涛应邀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三次会议、圣彼得堡建市三百周年庆典和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6月1日上午胡锦涛与瓦杰帕伊会面。胡锦涛清楚地表示：中国新一届班子高度重视中印关系，愿与印度加强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这次会面最终敲定了瓦杰帕伊访华时间。胡的这一举动令印度方面颇感惊讶。40天前，费尔南德斯访华还非要求江泽民出面不可，今天，胡锦涛一举敲定了中印高层会谈日程。由此，瓦杰帕伊完全改变了与中国打交道的思维。

　　胡锦涛的11天行程，分别同俄罗斯、美国、法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加拿大、瑞士、阿尔及利亚和巴西等十几国领导人进行工作会晤，还与约40个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交谈。整个行程，胡自始至终保持低调，“由我做起”改革外交礼宾，不搞繁琐的迎来送往仪式，并要求受访国使领馆欢迎活动从简。人们将胡锦涛摒弃花架子，与江泽民附庸风雅的做作之举相比，对胡锦涛好评如潮。胡的“低调”也在外交舞台赢得了尊重。

　　江泽民心里不是滋味，决计给胡一点颜色看看。6月5日下午，胡锦涛回到北京。江明知胡出访旅途劳累，却偏偏选择在胡回国后第一天上午安排一个无关紧要的会议──全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加速人才培养座谈会。江的用意十分明显：一，你胡锦涛还得听我的；二，你应该先向我汇报这次出访情况。于是，6日上午9时，胡锦涛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与江泽民一起看望这个座谈会的代表，先合影留念，随后江泽民海阔天空地吹了一通人才与高科技战争的关系，前后不到半小时。接着轮到“军委副主席胡锦涛”讲话，胡除了表示对会议的祝贺，还顺着江的意思说了几句，一共不到五分钟。接着，江胡一同离开会场，实际上是江要胡向他汇报这次出访情况。当天，新华社发出标题与内容完全不符的通稿，标题是《江泽民胡锦涛高度赞扬军民抗非典显着成绩》，全文共七小段，没有一行字提及胡的发言，江的讲话中只有一句谈及“防治非典斗争中取得的显着成绩”。这样一个会议、这样一篇标题与内容有意错位的新华社通稿，隐含着深奥的讽刺：江泽民希望借这个会议和新华社通稿来压胡锦涛，而新华社故意发一个内容错位的通稿让江泽民难堪，江弄巧成拙。

　　胡温处理“非典”危机的能力、胡锦涛首次出访的成功，迅速扭转了外界对胡锦涛的看法。

　　6月23日，温家宝与来访的瓦杰帕伊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与全面合作的宣言》等10个文件，为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第二天上午，江泽民在玉泉山会见了瓦杰帕伊，这次会见，对瓦杰帕伊来说，纯粹是一次礼节性的、老朋友式的会见，瓦杰帕伊再也不需要象费尔南德斯那样，让江泽民来定调了。当天下午，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瓦杰帕伊，这是瓦杰帕伊此次中国之行的高潮。在这次会谈中，瓦杰帕伊向胡锦涛建议设立中印边界首席谈判代表问题，稍后，胡锦涛指定老资格外交家、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出任中方谈判首席代表。中印两国边界谈判首席代表的设立，标帜着胡锦涛完全主导了国家外交事务。此后，尽管江泽民平均每月仍有两次外事活动，但是，除了会见那些“老朋友”，再也没有新面孔的外国政要与之打交道了。而那些“老朋友”，与江泽民的会见也完全是礼节性的，他们并不指望通过江对胡温体制试加任何影响力。时势发展决定了江泽民在外交事务上的影响力日益走向式微。 　　十六大以来一年，胡江权力之消长十分清晰。“非典”危机爆发，胡事先并未向江徵求意见，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撤销张文康的职务，江只是事后被告知。胡并政治局及时安排退休元老分头到各地休养，江则循此“规矩”自己选择到上海避祸，落得遭人唾骂；江有意不让胡会见印度国防部长，胡则在圣彼得堡会见印度总理，并最终主导中印边界谈判；胡、温分别批示要求查办上海首富周正毅案，严重震慑江系亲信，江无话可说；香港七一大游行后，胡立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化解矛盾，疏理民怨，赢得香港民意；针对江时期每年夏季到北戴河避暑花费的上亿元财政开支，胡锦涛作出领导人不到北戴河办公的决定；胡亲自指派戴秉国游说金正日，主动与美、朝等国领导人沟通，在朝鲜核危机调停中扮演了举足轻重角色；针对陈水扁访美后宣扬“一边一国”、“全民公投”，胡锦涛要求从各方面采取因应措施，并以政治局名义要求中央军委作出一定反应，最近中国核潜艇在日本海域附近高调亮相就是一个见证。

　　今天江泽民到底还有多少权力呢？政治方面，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既未作出过重大事务必须请示江泽民的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决定，也未以任何形式向江泽民作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汇报。十六届一中全会以来政治局会议、十六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历次政治局常委会议，江泽民没有过参加一次。作为胡温体制的纲领性文件、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江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十六届二中全会以来党政人事任免、重大腐败案件的曝光都是由胡锦涛亲自主导、政治局独立作出的。一年来，九位常委中政绩最差的就是江的两位最铁杆心腹贾庆林、黄菊。贾庆林在政协毫无建树，无论是港澳事务，还是台湾事务决策中都没有发挥作用，不仅对民主党派的统战是门外汉，而且指挥不动廖晖、李贵鲜等人，在政协委员中的威望更低得可怜。高调进京的黄菊的名誉受到周正毅案的曝光间接冲击，使得他此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再不敢张扬。江在政治局中两位地方大员刘淇、陈良宇，前者因为隐瞒“非典”疫情成为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检讨者，后者因为被指控直接与周正毅案有牵连而蒙污垢。江泽民、江派根本不能控制或主导常委会、政治局。

　　国务院方面，尽管江泽民安插了黄菊、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等众多亲信，但温家宝在国务院扩大透明度，打公开决策牌，牢牢控制了经济决策的主导权，使“上海帮”的日子并不舒畅，其中表现最差的当数江执意塞入的唐家璇、陈至立。陈至立分管卫生部不到一个月，北京“非典”大爆发，尽管陈不负直接责任，至少说明工作不得力。为此，温家宝当机立断调整分工，不让陈继续分管卫生部，而让吴仪全权负责，这使原本就没有威信的陈至立更加没有威信。唐家璇分管外交工作和港澳台事务，因为不熟悉美欧事务，胡温直接倾听李肇星意见，唐一开始就被边缘化。七一游行后，唐被认为主导香港事务不力，由原来廖晖、刘延东向他负责，改为唐、廖、刘共同向曾庆红负责，唐被剥夺对港澳事务的主导权。至于对台事务，唐从未发挥过任何实质性作用。今日的唐成为名不副实的国务委员，比陈至立更苍白。

　　外交和港澳台事务方面，根据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主要领导外事和港澳台事务的常委共三人：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胡锦涛兼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亲自领导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工作。香港七一游行后，为了加强对港澳事务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曾庆红协助胡锦涛直接协调港澳事务。现在，江泽民既不主导外交事务，也不主导港澳台事务。香港特区政府信任危机时，江泽民既没有对政治局发号施令，也不敢公开挺董建华，只是以私人方式暗地里为董建华鼓劲。

　　军事方面，不可否认，江泽民至今仍然牢牢控制军权，没有交权迹象。如果说，从十六大到十届人大这四个月权力交接期，江泽民对是否保留军委主席的确有过犹豫的话，那末，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留任军委主席后，江则一反前四个月的犹豫心态，牢牢紧握军事大权不放，胡锦涛在军委的分工与1999年当选军委副主席时没有任何区别。微妙之处在于，越往基层拥胡的声音越强烈，师、团一级现在甚至在公开场合都已不讳言盼胡任军委主席。与此相映的是，现任军委成员尽管表面上都坚决拥江，但实际上也已经对胡表忠心，郭伯雄大胆建言胡锦涛组织政治局集体学习、讨论国防军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拥江者仍有之，熊光楷就是江泽民在军中头号心腹，并早已作好与江共进退准备。因此，熊光楷控制的军队外事情报系统也成为江真正能随意指挥的系统，这个置于总参谋部下、独立于国家安全部之外的情报系统为江泽民提供着独特的信息来源。胡锦涛对这个系统“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中南海和三重门不少人士称，“一旦胡任军委主席，熊光楷必定第一个被去职”。尽管江泽民至今在军队系统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军队不干政，职业军人不进政治局常委会”早已是党内共识，因此，江希望藉军队对胡锦涛施加任何压力，以军委主席身份挤压胡锦涛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鉴于此，对于江何时交出军委主席，包括党内元老在内的多数人都已不关心。他们普遍认为，江之所以把持军委主席不放，就是怕交权后很快被人们忘记。甚至有人尖锐指出，“江不像邓小平，他的去留生死对中国政治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胡在主导了党务、政务、外交事务后，正越来越显示出他自信的一面，他也决不与江泽民斤斤计较。对待江，胡尊重、抬举，江想出风头的地方他一概让与，但胡决不以江的意旨行事，而是完全展现自己的行事风格。尽管江还紧抓军权不放，但对胡已构不成任何政治上的威胁。即使在江任军委主席期间中国出现突发性的重大社会经济政治危机，江也毫无机会赶胡下台而另择接班人。

　　今天的江仍然改不了他虚浮自夸的性格，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物质待遇，瀛台、玉泉山、西郊宾馆、柳庄等等，他可以到中国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地方招待他的客人。据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2003年一至十月粗略统计，江的国内考察费用支出几乎相当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四人开支的总和（出国费用除外）。看来江真的在自毁形象。当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后，江想藉此举归功于已，然而，1992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清楚记录：常委们无一异议地赞成由国防科工委提出的建造飞船方案，更获邓小平支持。这说明，江远不能一手遮天。这还说明，十六大以后围绕江泽民的造神运动并不成功。这更说明，江泽民已经成为“过去式”。 （最新一期英文《中国战略》，本文作者宗海仁具有接近中南海决策层的背景，着有《中共第四代》、《暧昧的权力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