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曾排众议提名朱?F基任上海市长

　　【万维读者网】赵紫阳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

安详从容-主张柔性处理学潮

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有我无敌的斗争家，他们为斗争而生存，靠斗争而崛起，在斗争中享受乐趣；赵紫阳不是。陈独秀和瞿秋白是诗人，他们把美丽的理想献给世人，自己则在激越或者低迷的心海中沉浮；赵紫阳又不是。赵紫阳甚至和胡耀邦也有所不同。胡擅长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提出动人心弦的口号；但鼓动不是赵的所长。

赵紫阳的风格是安详从容。他习惯于与人为善，和衷共济。他从不疾言厉色，很少慷慨激昂。哪怕中国乱成一团麻，他也有耐心理顺头绪，排难解纷。他习惯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思考：城市，农村；生产，流通；政府，企业；白领，蓝领；内地，沿海；诸如此类。他也善于启发有关各方，“推己及人”，互谅互让，磋商出比较容易接受的，能够实现的方案来。他不回避妥协──妥协就妥协，只要不倒退，只要能够在妥协中前进。

在风云诡谲的1989年，在邓小平已经把“动乱”的帽子戴到学生头上之后，赵依然心平气和，全力缓解冲突。5月4日他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得到了 5月8日党的常委会和5月10日政治局会议支持，也得到了人大委员长会议赞同，只是在5月17日邓小平再次亲自直接干预之后，局势才逆转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然而，赵仍然尽自己的责任，到天安门广场去劝绝食学生复食。这是他拥有人身自由时所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

中共早期领袖，多数是（当然并不全部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天才；后期核心，不少是（也当然并不统统是）从官场宦海里挤上来的庸人。把赵紫阳和前者区别开来的特点是脚：赵的脚是踏在地面上的，他是一个凡人。把赵紫阳和后者区别开来的特点是眼，他在中国的现实中看到了太多的弊端，他爱这个国家，但非常不爱它的弊端。他也爱他自幼为之献身的共产党，但是他非常不爱“领导一切”，──他自己没有这样说，这是我的观察。

提出疑问-什么是社会主义？

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先天的敏感：一事当先，必须分清“姓资姓社”，以便划出两军对垒的阵线，发动全党全民，保卫之，或者歼灭之。13岁加入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在抗日、反蒋、土改中度过了青年时代，又在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消磨了壮年岁月的赵紫阳，垂垂老矣，到了1988年，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尊，学童般地在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自己承认：“我说不清楚。”他向别人请教：“谁说得清楚？”

毛式社会主义的定义是说得清楚的：一大二公三计划。因此，即使是穷苦农民，由于一小二私三自发，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尽管是共产党为了酬谢农民而许愿分给他们的一小块地，也非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强行剥夺回来不可。邓式社会主义的定义也应该是说得清楚的：用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现实，加上所有中国人共同富裕的诺言。当然，邓有一句说不出口的潜台词：听党的话就是社会主义，包括剥削和压迫；不听党的话就是资产阶级，哪怕是工人和学生。衮衮诸公，以会心的微笑，证明他们从毛的定义和邓的潜台词中，看到社会主义穿着真理的新衣；历尽沧桑、博闻强记的赵紫阳，却见到了一个赤条条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我说不清楚。

因为赵紫阳跟安徒生笔下的男孩同样老实，所以也同样敏锐。一次他和一位兼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政治局委员谈天。他问这位主管全国经济命脉的大员：“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看到这位大员有点茫然，赵微笑着，自己解答道：“是改你们计委的。”一针见血，却那么随和。

排除众议-提名朱?F基任市长

中共的人事问题，通常由组织部提名或元老提名，常委或政治局讨论后决定。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自己很少提名。但有一次，他就上海市市长的人选发表了意见。那是1987年底或1988年初吧，原市委书记芮杏文已决定调中央，原市长江泽民转任书记，市长出缺，中组部建议由一位平庸而有相当资历的中央委员去接任。紫阳问：“他行吗？”组织部长没有正面回答。一位列席的老同志问紫阳：“你看，谁去好？”紫阳说：“我推荐个人，经委的朱容基，怎么样？”朱是候补中央委员，经委副主任。有人摇头说，不行，他和江泽民一起，合得来吗？紫阳从容道来，语气有点重：中国只有一个上海；上海需要振兴，不能萎缩；配备上海市长，该找个敢作敢为的人，不能把合得来合不来放在第一位；团结是重要的，可以告诉他们注意。紫阳提出了人选，发表了见解，但不强加于人，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说：今天不作决定，大家考虑考虑，酝酿酝酿。事后，紫阳向元老介绍了朱的特点。第二次开会，很顺利地通过了紫阳的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赵紫阳有知人之明，朱容基确有敢作敢为的优点，在上海市长的岗位上发挥得不错。

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后天的欲望：不管懂不懂，更不管合法不合法，仅仅为了显示自己是个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发号施令，干预一切。但是赵紫阳不认为自己应该接受这种欲望支配，更不认为党的领导人具有干预一切的法定权力。有一次，有人请他审查电影，他拒绝了，说：“我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又有一次，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介绍案情，最后要求指示：怎么判决？赵的回答极简洁：“依法判决。”他又作了很重要的补充说明：“常委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依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事实上，被毛泽东册封为有权“领导一切”的政治局常委，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没有讨论过文艺作品的审查问题，也没有讨论过刑事案件或者政治犯的量刑问题。

遭粗暴剥夺公民权

后来，赵紫阳下台，当然一切照旧，重新回归到党管一切，既管书报检查，又管政治犯的老规矩。连赵紫阳本人，也被党的最高决策者亲自管了起来：虽然根据宪法，赵拥有公民权，但是，为了党的利益，党的领导人决定践踏宪法，果断地剥夺了赵紫阳的公民权。赵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的主张。民主和法制就是赵的罪行。党的最高领导要他检讨，他不检讨。民主和法制，既不是错，更不是罪，恰恰是中国最需要最缺乏的阳光、空气和水。检察院提不出告发民主和法制的公诉，法院写不出宣布民主和法制有罪的判决书。但是，党已经铸定了这个万劫不复的铁案。共产党在中国就是这样“依法”领导一切的。

十五年了。我没有摆脱软禁，更没有可能和这位因民主和法制而失去自由的老人见面。但是我深知，如果历史重演，赵紫阳仍将发表他的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正像伽利略声称“地球还在转!”一样。

作者按：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已被庄严地载入中国宪法。从3月10日开始，有人嘲弄宪法，收了我使用国有电讯设施的费用，却侵犯了我打电话和上互联网的权利，破坏了媒体对我采访的可能。但愿这篇文字能够有使我多少得以履行发表言论的公民权。(鲍彤《明报月刊》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