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与今日香港政局

　　【万维读者网】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句话最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一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二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凡中国人看到这两句话都会产生很多联想，并把我们带回到150多年来一个东方大国饱受屈辱直至解放、独立和走向复兴的全部历史情境。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向英国赔偿2100万两白银。其后，又有甲午战败签《马关条约》之耻，八国联军侵华订《辛丑条约》之辱。其间，1845年英国在上海首开租借地，美、法、德、俄、日等国随后在中国许多城市争相效仿。西方列强在租界内自设法院、警察、监狱、市政和税收机构，形成独立于中国主权和法制之外的“国中之国”。而在上海英租界的公园入口处，竟立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中华民族遭受了何等的屈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国歌的首句歌词便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中国人民为追求独立和尊严而前赴后继的写照，也是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嘹亮号角。



1997年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割让给葡萄牙的澳门也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终于洗雪了百年耻辱。



然而，正当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为此扬眉吐气之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邓小平先生的决策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际，香港某些组织和政客却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几度煽动群众游行。他们反对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家安全立法的规定；他们把末代港英政府所刻意制造的“负资产”加罪于主权回归后的特区政府；他们以突如其来的SARS所造成的暂时市面萧条，全面否定特区政府的工作，诋毁特区政府的政策。至于今年七月一日的“大游行”更是要误导群众反对人大释法和人大常委会关于“双普选”的决定。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所谓的“民主派”是不是要损坏香港的形象，并在香港制造不稳定的局面，从而令世界各国资本对香港望而却步呢？笔者认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无论是左派、右派或中间派，起码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说，它们是以爱国为出发点的。试问，今天香港的所谓“民主派”政党，他们究竟有哪一个举起过爱国的旗帜呢？如果他们稍有爱国爱港之心，就应该首先想到按照基本法建设繁荣稳定的香港，使港人安居乐业。这也应该是一切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但那些民主派们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断制造事端，干扰和破坏香港经济发展，进而煽动香港市民对港府和中央的不满情绪，企图混水摸鱼，捞取选票。特别是，他们不断地派人到英国游说，到美国议会做反华证言，并同国际反华势力勾结。此类作为不能使不人们怀疑他们具有怀旧之心，试图把殖民主义势力重新引入香港。




最近，陈方安生女士在《时代周刊》（NEWS WEEK）上发表文章，公开指责港府及中央政府“压制新闻自由”，并称这将“导致文革重演”。陈方安生曾是港英当局最后一任政务司司长及回归后的第一任政务司司长。我虽然手头上没有这位女士的详细履历资料，但我知道她是一位百分之百由英国殖民教育培养出来的“高才生”，而且在香港殖民政府里从底层一步一步爬到华人最高职位──政务司司长。正因为陈方安生有此经历，她当比一般市民更了解香港近半个世纪来的演变。请问，她是否还记得，在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电影院内在西片首轮放映之前，观众们都要起立静听英国国歌“神佑女王”。笔者还记得，当时香港有一条法律规定：凡7人以上的集会，香港皇家警察有权以非法集会论处，有权拘留与会人士。过去的香港也有很多不同派别的报刊，但很少有哪家报刊敢于公开批评政府在施政中有什么不对。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有无言行自由，大家是心知肚明的。陈方安生女士和所谓的民主派人士们大多数都是过来人，请问，你们是否还记得上述事实？！




还有，过去立法局的议席分配法是：一部分官派议席，称为“官守议员”；一部分是民选议席，称为“非官守议员”，其比例是2/3官派，1/3民选。若我没记错的话，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有“非官守议员”选举的。而且，选民仅限于那些能缴纳所得税的市民，其数量只有30万左右而已。上述两种分配比例一直到英国殖民者离开香港之前才慢慢增加至51％与49％之比。但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上任后，却突然提出，在回归后10年之内即实行首席行政长官及立法会所有议席由全民直选。可以说，彭定康的提议为今日香港市民的争论和社会分化埋下了祸根，而香港的所谓民主派们也正是按照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锦囊妙计”在行事。




从过去的历史看，英国每当退出一个殖民地时，总要制造和遗留一些后果严重而深远的政治难题。例如，印度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间的纷争，以及不少地区的动乱，皆为大英帝国遗留的后患。


不过，经过几年担任欧盟外事专员的历练，彭定康也在与时俱进。他在最近接受凤凰卫视台的专访时，对香港问题的看法与以前已有所不同。在香港特首和立法会的全民直选问题上，他似已开始接受中国人大释法的立场。



话再说回来，现在香港的“民主派”在回归前为什么不对当时的选举制度提出反对和组织游行呢？他们是否甘愿做英殖民地的顺民呢？至于陈方安生女士耸人听闻的所谓“文革重演”，我愿劝她从历史角度做一点客观研究。我们并不否认文革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波折和灾难，但任何一个新政权诞生之后，往往都会经历一些曲折才会摸索出一条平坦的大道。孔子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中共能够直面现实，自己纠正错误，就堪称伟大。陈方安生女士只对主权回归后的港府和中央政府横加指责，而对自己在殖民时代的历史表现却无一点反思！其实，今天香港的所谓自由、民主派人士，只要客观地把殖民时代的民主及自由与今日做一个比较，就一定会体会到今昔之不同。他们判定香港特区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可他们却从未提出过使香港更加繁荣稳定的政纲。事实上，他们现在是要把香港经济搞乱，把社会搞乱，再反过来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加罪于“回归”。但铁的事实是，如果香港不回归祖国，如果没有祖国大陆强有力的支持，香港恐难顶住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和克服近年来世界经济不振的消极影响。



最后，我愿提醒香港同胞及某些政党人士，现在我们已不是外国人的奴隶，我们都是中国人，要珍惜我们是中国人的身份。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




（本文作者陈中柱先生出身于中国大陆官宦世家，其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桂系政要。1949年，陈中柱毕业于桂林中山小学，是年随父移居香港。他在香港皇仁书院完成了中学学业后，就读于意大利罗马大学。之后，他一直从商，现任意大利华商总会第一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