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吹捧中国经济 中国担心是个阴谋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皓综合报道:“中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超级经济大国!”……面对从海外吹来的阵阵“暖风”,中国是熏熏然?还是惕惕然?
最近,美国的一家农业政策研究机构——“国际粮食和农业贸易政策理事会”(IPC)提出了一种在WTO中按人均GDP(并人均国民收入总值GNI)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的方法。这个消息触动了中国人的神经。
“发展中国家分类问题是多哈新一轮谈判中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关系到中国在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能否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在某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的小于告诉记者,这一影响还可能扩散到WTO之外。
分类?还是分化?
“(在WTO框架内)分类不是完全针对中国,但中国会受很大影响。”有关专家指出,发达国家和竞争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推动分类的意愿是最强的。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把在WTO中特殊和差别待遇落实遇到的困难,归咎于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而对于那些竞争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不情愿给予他们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国际先驱导报报导,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欧美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应当要求对发展中国家重新分类,联合国已有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除外。表面的理由是,发展中国家应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承担WTO义务,但实际上是企图把发展中国家分成三六九等,矛头指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剥夺它们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权利,最大限度打开这些国家的市场。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的确存在一种不公平的情况,即像韩国这样富裕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自我指定为发展中国家,导致人均收入超过9000美元的国家与人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的国家在WTO享受同样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而且他们也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富兄弟”和他们一起排队,才导致发达国家在多边谈判中不愿继续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对于发展速度较慢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然是和竞争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分开排队更好一些。
其实自乌拉圭回合谈判起,发展中国家集团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
“分类只会加速分化”,专家认为这会干扰中国在WTO中的团结策略。
不恰当分类的危害
据相关政府部门人士告诉记者,此前,中国一直不太接受分类的方法。“我个人对不分类能持续多久,表示怀疑”,该人士告诉记者,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是分类在WTO内是大势所趋。
他说,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因为有一些WTO中很重要的成员正在推动。比如一些西方国家。他们不一定明确推动国家分类,但是会以“让特殊和差别待遇起到应有的作用”这类冠冕堂皇的理由资助相关的研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IPC标准的合理性对中国政府是有启发意义的。据介绍,虽然分类问题不是刚刚提出的,但是像IPC这样明确提出具体标准和方案的还非常少见。他建议,密切跟踪国际上新的分类方法,并及时了解其他发达、发展中成员对发展中国家分类的态度,及早研究应对方案。
在他看来,IPC的分类标准之所以比较合理,主要是由于并没有以“可能导致过高估计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来计算和划分。在IPC的报告中,按照通常计算方法的人均GNI,中国被IPC划入49个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GNI在901到3035美元之间)。
“但问题在于,IPC只是一个研究机构,最终的方案不一定会按照这个划分标准走。”这位专家说,由于WTO谈判一般是先达成政治共识,然后进入技术操作阶段,而进入后一阶段后,由于技巧性很强,“对于最终通过按照什么分类我们无法预测、预期”。
小于说,最担心的是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在后面的具体讨论中,会以购买力平价汇率来计算人均GDP。他说,需要注意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已达4580美元。如采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则非常不利。
另外他认为,如果以贸易量、按部门领域等其他标准分类,更是中国完全不能接受的。比如,单拿出像纺织品贸易这样的领域,将给中国获取特殊和差别待遇造成很困难的局面。
与其等着别人来拿主意,中国何不提出自己的方案呢?在记者看来,这可能是中国的一着先手。但让政府部门有关人士感到有些顾虑的是,分类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如果你跳出来,别人反而感觉这是针对你的”。专家建议,一切应该在未雨绸缪中进行。
不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WTO中,现在只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较模糊的提法,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定并不是由WTO进行,而是根据进入WTO的国家和其他国家谈判决定。WTO即使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标准,如果进行双边谈判时谈判国不认可也没有用。
他说,中国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应该积极参与规则制定,把中国的权益带进规则。另外中国关键还是要实现自己的发展,自己的企业和经济实力强的话才有发言权,WTO规定什么都没有关系。
影响可能外溢
还有一点令人感到担心的是,无论最终以什么标准来重新划分,这一标准是有扩散效应的。
相关政府部门人士指出,首先,IPC或者类似IPC的分类标准如果通过,不会仅限于农业领域。如果被广泛认为合理,就有可能扩散到WTO的其它领域。
另外,它还可能在国际组织之间被相互借鉴。据介绍,比如WTO中最不发达国家(LDCs)这个概念就是从联合国借鉴而来的。
如果以某种标准划分导致中国被过高估计,并且上升为一种国际社会的共识,显然这是中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不希望看到对中国不切实际的发展水平定位成一种国际共识,甚至是以协议的方式规定下来。”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
背景:“分类预案”一览
2004年8月1日凌晨,WTO农业谈判各方最终达成了“农业谈判模式框架”。IPC将此作为改变“特殊和差别待遇过于宽泛”的契机,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方法和标准。IPC认为,他们提出的分类方法可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更加准确、有效并具有可操作性。
IPC具体建议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类:最不发达国家,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和高、中收入发展中国家。(1)最不发达国家(LDCs)指其GDP人均收入在900美元以下、人力资源匮乏、经济脆弱;(2)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指其GDP人均收入在901和3035美元之间;(3)高、中收入发展中国家则收入在3035美元和9385美元之间。每一组的国家应该根据各自能力在农业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上承担相应的承诺。
比如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IPC认为,高、中收入发展中国家除了享受更长的实施期外,应与发达国家同样削减关税和承诺同样的市场准入水平;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可履行较低的承诺,并享受较长的实施期;最不发达国家则免于履行承诺。(根据IPC官方网站www.agritrade.org)
背景:争论焦点S&D
所谓特殊和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简称S&D),是指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优惠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待遇,并且参加贸易谈判的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提供与它们所接受的减让完全对等的互惠。根据S&D,发展中国家也可在分阶段实施新规则方面,享受更长的时间优惠和承担规则要求的较低水平的义务。
2004年中国经济回顾
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几乎主宰了2004年亚洲报纸的财经版。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超过9%,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他们的购买力增强了,中国的商业在向全球扩张。中国领导人在未来一年内还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防止经济过热和保持经济增长。
在北京一家繁忙的百货商店,一个收银员正在用木制算盘计算着两名顾客刚刚购买的商品价格。他们两人选购了一台家庭娱乐系统和一台昂贵的平面直角电视机。
其中一名姓刘的先生说,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了他的生活 。刘先生经营一个小企业。 他说,他可以购买房子和汽车了。他吃得很好,喝得很好,享受着生活的快乐。
他的朋友、同样是商人的何先生说,他想去国外旅游。他们两个人都说,和五年前相比,他们现在购买东西更加随心所欲了。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人的工资也在增加。收入的增加不仅仅限于东部沿海的工业化城市,中国内陆的农村收入也在增加。中国政府说,农村人口的收入今年激增了16%。
美国之音报导,2004年中国的外贸持续扩张。政府的报告说,和2003年相比,今年头九个月的贸易额增加了35%。中国商业部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到600亿美元,是历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很多分析人士怀疑政府有关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的估计是否准确。他们说,计算所用的方法和数字资料可能有问题。一些国际经济学家认为数字可能被低估了,这意味着政府没有未能为经济降温。
而另有其它人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被过高的估计了。华盛顿的公共政策研究基金会“卡托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多恩说,“合理的估计是,增长率很有可能在7%左右。但是,即便如此, 这依然是个很令人吃惊的数字。如果中国进行正确的机构改革,并进一步开放,中国还可以在未来的十年内保持这个数字。”
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经济的某些方面还是很脆弱,而且北京未能有效地减缓经济增长。经济的过度增长会造成供应短缺,鼓励银行不顾后果地借贷, 以及引发通货膨胀。中国现在已经存在电力短缺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等问题了。
很多经济学家指出,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中国必须实行更多的改革,例如开放资本市场,并且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货币对美金的汇率紧盯在8.28元人民币对一美元的水平上,许多外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都说这一汇率实在是太低了,这很不公平地导致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便宜。
中国在争取其它国家承认它为市场经济体的过程中也同样遇到麻烦,因为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就更难以通过采取反倾销的指控来封锁中国的商品出口。大多数的国家把中国视为一个计划经济体,因为政府操控金融制度,而且大量的国营企业获得补贴和其它的商业优惠。
但是,放宽经济管制会使得中共领导层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这样做就可能逐渐消蚀他们的权力。
但是多恩说,持续的经济增长也许要看中国是否能采取更多彻底的改革。他说,“我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必须进行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这并不一定是实现民主,而是意味着政府受到更多限制,使私有财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起抗议示威事件,大多数是因为国家投资的开发项目强占土地而引起民众的抗议。数千民众抱怨说,他们没有得到正当的补偿,腐败的官员和开发商们--这些人通常都是党内精英,把分配给他们用于购买土地的钱装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这个问题由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而变得更加复杂。世界银行表示,尽管中国经济繁荣,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数百万人仍处于失业状态。
中国领导人显然意识到采取更加自由政策的必要性,并且在3月份修改了宪法以保护私有财产。分析人士说,这是自从1949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来的第一次,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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