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官频繁出书 曾掌握中国的方向

　　【万维读者网】名人出书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们是名人，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名人，他们是卸任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方向曾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2003年12月，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记述中国十年教育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2004年 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同样具有史料记载意义的《众志绘图志──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张震回忆录》等也纷纷在2003年到2004年间面世、再版。

　　2005年1月，已过世的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的第四本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向全国发行，一个月内即再次开机印刷。

　　遥想十年前的8月23日，陈丕显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正是想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而如今另一本回忆录也将问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黄建章满心期待地说：“《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仅仅是陈老在上海23年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所以，下一本书将会更加完整，记载了他这23年的工作和生活。可惜现在稿子还没拿到，所以何时出版难说。”届时，陈丕显的早期着作《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苏中解放区十年》、《历史的转折在湖北》将和这两本回忆录一起制成《陈丕显回忆录》系列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小平大传》的作者杨炳章说：“以往，国家领导人写的歌颂长征、革命战斗历史的书籍较多，诸如《长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类。后来也出现过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但还比较片面。而写出高层政治决策特性的，应从薄一波出书开始。”

　　1980年代中期，曾让大批读者印象深刻的正是薄一波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与李维汉的《回忆与思考》。在一些党史学家眼中，这两本书的出版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其读者群绝大多数是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党史研究政治发展的专家学者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建华博士曾说过：“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5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形成传统，就是退休的高级政治家写传记，在这方面唯一例外的是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他们退下来以后写了系列的回忆录。但是有一个缺憾，很多精彩回忆的片断全是1949年以前的，1949年以后的个人工作经历和一些重要事件的回忆都少，缺少一个退下来的高官以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思考来反映一些具体、重大的事件和场景的语言系统。还好这个语言系统开始有了。”

　　这个“语言系统”所指的正是李鹏、李岚清、钱其琛、张震等卸任高层近两年间所出的书籍，作者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所以读者群不同于以往，更多的是老百姓。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杨炳章说。确实，美国的卸任高官往往前脚踏出白宫，后脚就进了出版社，因为对他们来讲，一旦卸任就要面临再就业的问题。写回忆录就成了最快捷的赚钱方式，另外巡回演说也能带来不菲的收入。典型的当属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希拉里的《活着的历史》一路畅销，除了出版社预付给她810万美元高额稿酬，今后还可以稳拿版税。克林顿因《我的生活》而拿到的预付稿酬约在1000万到1200万美元之间，版税另计。最保守的估计，仅稿酬一项，《我的生活》便可为克林顿带来至少2000万美元的收入。

　　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写书并非以此为目的，至少到目前还不是，在“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因将《外交十记》的70万元稿费捐给外交学院，而被授以“最佳示范奖”。

　　“前国家领导人纷纷出书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无疑是件好事。它使历史事件更真切了，某些领域上虽还有局限，但是相比过去更开放了。”杨炳章说。另外这股出书热潮中，个人化色彩越来越强，除了讲述个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还开始出现以非公职身份写作的作品，最典型的是《李岚清音乐笔谈》，“很有个人特色，表达了个人爱好，这也与他分管了十年教育，对美育十分重视有关”，杨炳章评论道，“《李鹏三峡日记》、钱其琛的《外交十记》个人写作的痕迹也很强。”

　　但不是每个高官都对此感兴趣，前总理朱基曾说过，看书是他最好的消遣，但不看别人写他的传记，因为那都是东拼西抄拿去卖钱的。他还曾表示，自己不会写回忆录。

　　胡德平：我所认识的陈丕显

　　“为什么会让我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作序？”

　　大概以前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所以胡德平显得有点意外，重复了一遍记者的提问。

　　作为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现任中国工商联副主席兼中国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放下茶杯思索时，神形都与其父颇为相似。顿了顿，胡德平说： “当初是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主动找的我，让我为这本书作序。其一是基于两家的父辈之间的友谊。另一个原因，我估计与我曾在2003年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过《谭启龙传》有关系吧。那篇稿子自认为写得不错，谭家的人也很满意。”

　　在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写的序言中，胡德平记述道，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三人同时参加革命。当时谭启龙15岁，胡耀邦14岁，而陈丕显才13岁。三人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又都在肃反过程中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陈丕显那时因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为此更添一项罪名。1933 年，胡耀邦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两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

　　“他们在儿童局工作时，丕显叔叔还是我父亲的上级。他们好不容易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却又赶上文革，再次遭遇坎坷……”胡德平语气平缓。

　　1966年5月，胡德平入党，但很快就进入了人生的低谷，因为8月份父亲胡耀邦就被打倒了。

　　“在那段时间，你的内心挣扎得是不是很厉害？”

　　“是这样的。”胡德平又顿了顿，秘书在旁边提醒他还有事要办，他却让秘书递根烟来。烟雾缭绕中，一切仿佛回到了从前。

　　1966年10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陈丕显心情一样复杂和困惑。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都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

　　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要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一月风暴”就此刮起。

　　“这本书是陈老的遗愿”

　　文化大革命中，罹患鼻咽肿瘤的陈丕显度过了八年囚禁的生活。在那段艰难岁月中，陈丕显的长子陈小津曾为父亲的事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情况。1973年1月22日，陈小津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其父的生活、身体情况，“父母身体很不好”、“爸爸鼻子经常出血，妈妈全身浮肿”、“恳请父亲母亲能够住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以后，他又给专案组反复提出希望允许子女看望父母，并向叶剑英写信并转呈毛主席，提出允许父母看病，解除隔离审查的要求。

　　“当时他到过我家，和我父亲说起了他父亲还被关押的经过。”胡德平回忆着。在他的记忆中，陈小津来他家的次数很勤。

　　九大以后便不再挨整的胡耀邦结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当时文革的理解，以及对毛泽东的了解，不断对陈小津说道：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主席错了？认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1974年9月9日，听取了战友寄语的陈丕显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这封字迹工整的信件仍完整保留，并展示在了这本回忆录中。

　　“陈老是1995年8月过世的，为什么相隔十年这本书才出版？”

　　“陈老晚年时专门组织了一班人通过他口述的形式，于1992年完成了这部书稿。其后他就病重住院了，这部稿子中间也不断被修改，陈老临终时将书稿交给了他的亲人，嘱咐一定要把这事办好。也就是说，这本回忆录是他的遗愿。他过世后，他的夫人谢志成女士一直很悲痛，稿子就被搁置了。而且中央对国家领导人出回忆录，要求很高，越是想做好一件事，事情反而越多。直到2004年，谢志成也生病住院了，这部回忆录的出版也就成了她的心愿。她去年过世了。陈小津找到了我们，希望出版这本书，这本书从拿到稿件到出版，共花了半年时间。”该书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黄建章这样回忆出书经过。

　　胡德平则谈道：“陈老过世时，那部回忆录还是初稿，还不算真正完成了。后来经人不断修改，核实史料，增添了不少东西，确实花了不少时间。稿子一直由陈小津的妻子保存的，它准备出版的时候，也正赶上了陈老逝世十周年纪念日。”

　　“本来想请江主席为这本书题写‘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几个字，可后来他题写了主题。所以，陈小津也想就此结合陈老的几部着作，制作成《陈丕显回忆录》系列丛书。”黄建章说道。

“他很注重提拔人才”

　　一月风暴虽是一月刮起，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黄建章认为在全书四个章节中核心是第二章“暴风骤雨”，它细致描写了一月风暴刮起时上海变化中的点点滴滴，而更有人指出其中“叶群的一次电话和江青的两次请吃”部分 更是以往未被披露的细节。

　　“你曾在序中写道，1966年6月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你的父亲从‘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中又把陈丕显比作了‘黑小鬼’，你能谈其中经过吗？”

　　“你很细心，可是其中缘由很复杂，现在不想说，以后再讲吧。”胡德平没有正面回答。

　　胡德平始终觉得，他与陈丕显接触最深的是1984年他在中央整党办公室地方组工作时期，“他当时管政法这块，以前又在湖北工作过。我正好作整党办联络组成员在湖北搞调查，有一些事常向他汇报。特别是有一些案件，他听的时候特别认真，对案件有自己的看法，对工作非常负责。”

　　“同时，他对人才的培养也让我记忆深刻。”1980年，陈丕显向邓小平推荐了年仅38岁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副厂长王兆国，如今王兆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了。

　　同一个细节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也有记载：前年，我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这个人”就是王兆国。

　　1982年，陈丕显陪同胡耀邦再次视察第二汽车制造厂，身边同时陪同的也是王兆国，胡耀邦代表组织亲自对他作了考察。

　　“很多的，像浙江省委副书记梁平波也是由他培养出来的。他不像有些人因为工作忙碌就忽视选拔人才，更不会只忙于培养自己的子女。”胡德平说。

　　“我写这本书有我的道理”

　　多年前，波兰钢琴大师阿瑟尔.鲁宾斯坦为自己是“弹错音的冠军”解释道，“有的人总是谨小慎微，总是放不开，只想到别漏掉某个音，别把邻近的两个音同时压下去，这是由于害怕弹错音的缘故……其实这些枝节上的考虑都应当排除掉……这个密集和弦是全曲的高潮嘛。那么为了需要，我就得把它‘砸’出来，弹错一两个音没有关系，主要是整体。”

　　多年后，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自己的《音乐笔谈》中写道：我写这本书，也是从他的话中得到的勇气。没有学过音乐的人，竟敢写一本关于音乐的书，就不怕有人挑毛病说你班门弄斧吗？我却认为，我写这本书有我的道理，我是外行，自然可能有错，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但我不能因怕出错就放弃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和使命。

　　《李岚清音乐笔谈》在2004年9月的教师节前后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月就又开机重印了6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音乐人士谈论该书时指出，就音乐知识的普及性而言，它是很耐看的，但这不算是本专业书籍。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李岚清音乐笔谈》的责任编辑苏雨恒的办公室一角摆放一尊贝多芬像，与李岚清书桌上的“贝多芬”十分相像。

　　苏雨恒认为，普及性正是《李岚清音乐笔谈》的高明之处。“高就高在出书的动机。有些音乐书籍是很专业，更像专家的学术，很想让读者们都知道，可从普及性知识上下的功夫不够。李岚清同志一直就想写一本音乐普及性读物，为写这本书，他历时八年，下足了功夫，特别是在材料的追根溯源上面。”

　　在这本书的札记《柴科夫斯基珍藏的指挥棒究竟是属于谁的》中，李岚清提到了一个细节，一次，他在参观柴科夫斯基博物馆时，无意中看到陈列的橱窗里有一枝珍贵的指挥棒。讲解员告诉他，这是柴科夫斯基的珍藏品，据说它曾为德国音乐家勃拉姆斯所用。李岚清在写书时想及此事，认为并不欣赏勃拉姆斯的柴科夫斯基不可能珍视他的东西，于是就向莫斯科驻俄使馆的同志核实，直到找到了博物馆的一位研究人员，才把情况搞清楚。

　　“还有在向读者介绍约翰·斯特劳斯在美国的演出活动，当时的乐队人数、合唱队人数、观众人数到底是多少，作者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直至查考了当时当地的新闻报道。”苏雨恒继续说，“我认为他的音乐素养很高。他的音乐启蒙者是他的舅父。”

　　李岚清也曾在书中提及了舅舅对他在音乐上的影响，并为他日后为什么没学音乐作了解释，“对音乐感兴趣和做一个音乐家是两回事。就我的体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天赋，二是兴趣，三是勤奋，四是环境，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对后三条，我想不会有异议，说到天赋，可能有人会怀疑‘天赋 ’是否存在？我认为‘天赋’是客观存在的，这不是唯心主义……”

　　对于“一些名人出书并非亲自操作，是有自己的创作班子”的传闻，苏雨恒笃定说道：“在《李岚清教育笔谈》出版后，我们并不知他有出这本书的计划。后来才知道他为了写这本书，准备了八年的时间。他从1995年到1996年间就着手收集各种资料，把自己对音乐的感悟用卡片或笔记方式记下，其中关于音乐家传略的前36位都是他的手写稿，后来的部分写作是他用电脑录入的，可以说这本书的每个环节都是他亲自操作的。”

　　“编辑前国家领导人的书稿感受如何？”

　　“要知道很多作者是不喜欢编辑改动他的稿件的。可是他却再三对我们强调，‘书稿中有什么问题一定要提出来，要敢于大胆地修改，我是欢迎大家提出问题或进行修改的，千万不要以为李岚清写的东西就不可以修改。’所以，我想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爱好者，音乐确实伴随了他的一生。”

“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篇”

　　钱其琛在担任外交部长时，就常建议外交官们回答问题时尽量少说“无可奉告”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2003年10月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在常人眼中“无小事 ”的外交，钱其琛是“可以奉告”的，而且是“将自己亲自经历的一些事情，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

　　在序文中，钱其琛说自己由于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从不记日记，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20多年的外交生涯经历风雨坎坷，极不平常。对于已卸任的前外交部长而言，往事并不如烟，而是“历历在目，一些亲自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袁路明认为该书中的“黑云压城城不摧”是特别重要章节，其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代中国研究所外交史研究所主任罗燕明则认为，开篇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更要认真阅读，“它反映了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国策从早先的‘一条线’到‘和平与发展’的变化。”

　　1982年，中苏两国尚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在此之前两国外交已经经历了两个“十年”：“1959年到1969年的十年论战”、“1969年到 1979年的十年对抗”。钱其琛曾在书中写道：微妙的变化始于1982年3月24日，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演讲，对方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改善中苏关系。

　　“这里有个前提。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其后不久，邓小平亲自访问美国，实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访问。”罗燕明说。

　　《外交十记》中提到，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有了进展，“8·17”公报即将签署。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基本确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待成熟。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3月26日，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召开，这也是中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钱其琛发布了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仅仅三句话，没有提问，没有回答，却透露了重要的两个词：“注意”与“重视”。

　　以后便是1982年10月的中苏政治磋商，1983年3月的第二轮政治磋商，1988年12月1日到3日，钱其琛正式访苏的“破冰之旅”，直到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访华，邓小平与之举行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高级会晤。

　　“中美、中苏关系的先后正常化，突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为中国的外交局面打开了更广阔的天空。”罗燕明总结道。

　　西方有句名言：一杯水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同样，从个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从1988年正式担任外交部长到2003年3月从国务院副总理之职退下来，钱其琛的外交生涯正是中国外交风云变幻极其复杂的时期。

　　钱其琛仅花了5个月时间写成了这本20多万字的书稿，其目的正如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所说：“我认为钱其琛写这本书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跟我讲过，有些事情在国外有很多的版本，如果不把真实的事情表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众志绘宏图”

　　2003年3月，卸任后的李鹏曾向访华的日本前众院议长绵贯民辅表示，他“正在写回忆录，卸任后终于有时间做自己的事了”。

　　两个月后，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李鹏的《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同年10月即第5次开机印刷。2004年9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书《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

　　三峡工程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从1918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建设长江水力发电工程的设想，到三峡水电站第一批水轮发电机组发电，其间历经80多年。

　　在李鹏的青年时代，三峡工程就给他的思想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在《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中写道：“1948年9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 21位青年人到苏联学习，我是其中的一个。到1949年8月，我们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为我们这些留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正在苏联养病，我们派代表去向他请示。他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中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特别需要办工业和管理经济的人才。’之后，我和其他几位同学选择了水力发电专业。我之所以选择水电专业，主要受到两点启发：一点就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另一点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大的水电工程设想，即三峡工程。”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曾乘坐“长江”号军舰，从武汉到南京，顺流而下。在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治理长江的汇报后，毛泽东提出，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听取了三峡建设问题的汇报。他提出对三峡工程要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并把三峡工程的事情交给周恩来处理，要求周总理每年至少过问4次。

　　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由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获得通过，由此为三峡工程定下了基调。

　　三峡工程在1958年就面临过是“先修三峡，后开发支流”，还是“先支流、后干流”的分歧。李鹏在文中表示倾向“先修三峡，后开发支流”，可是三峡工程中的头等问题即：移民。

　　《李鹏三峡日记》披露了关于移民的一些细节：“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同志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100万移民也有办法安置，可以发展乡镇企业，也可以搞第三产业，还可以发展旅游’。针对我说‘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同志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按照“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建设方案，三峡工程建设分三期进行，将在2007年全部完成。

　　李鹏自1983年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后，参与了对三峡工程重大问题的决策和组织工作，为了实现“每年都会来次三峡”的诺言，从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峡至2002年参加三峡工程的二次截流，他共对三峡工地及库区进行了15次考察。

　　《李鹏三峡日记》出版发行之时，三峡工程三期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部分高层领导人着作

　　作品作者出版时间

　　《回忆与思考》李维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

　　《王首道回忆录》王首道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

　　《粟裕战争回忆录》粟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出版

　　《粟裕军事文集》粟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

　　《萧劲光回忆录》萧劲光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

　　《聂荣臻回忆录》聂荣臻上部由战士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部由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

　　《黄克诚回忆录》黄克诚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上部

　　《为了和平》杨得志长征出版社1987年出版

　　《杨得志回忆录》杨得志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

　　《回忆与怀念》伍修权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

　　《庐山会议真面目》李锐南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