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网综合报道，1886年，14岁的荣宗敬（荣毅仁的伯父）由于家境贫寒被迫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3年后，15岁的荣德生（荣毅仁之父）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在给另一家钱庄当学徒的兄长的引荐下，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几年后，两兄弟一起在上海开了广生钱庄，两年盈利6000元，随即在1901年开了一家面粉厂，拉开荣家白手创业第一步。到1937年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有14家，远销英法东南亚，占全国总产量29%，是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因面粉厂发展需布袋子，1915年，兄弟俩又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在上海、无锡、武汉等地共衍生9家棉纺织厂，鼎峰期拥有全国24%纱锭量，又成“棉纱大王”。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子弟纷纷离开上海，大量资金外流。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决定留下。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但在国家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的大力扶持下，实现了新的复苏。
荣毅仁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他的大学时光在上海度过，就在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曾为荣氏家族写过传记《挑战
大上海》的中国作协会员薛尔康，与荣毅仁同是江苏无锡人，也同是无锡辅仁中学的毕业生。
“由于都是教会学校，很多无锡辅仁中学的毕业生都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2年夏到1937年，四年多的大学时光后，刚毕业的荣毅仁，年仅21岁，就开始进入荣氏家族企业。不过，“官”不大，只在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个助理经理；两年后，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直到1945年，29岁了，才升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荣毅仁并非他父亲荣德生最疼爱的儿子，但荣毅仁一直谨遵父亲教诲。”薛尔康指出：荣毅仁最喜欢的那句名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正是其父自创的座右铭，现在这副对联还在无锡梅园，在清末已是商界名人的荣德生旧居中挂着。
谨遵父训并不仅在一句话。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 据解放日报报道，1937年上海沦陷，兼任上海纱布联合会主席、上海面粉联合会主席、上海经济委员会委员的荣德生，屡次回绝日本侵略者要求和他合作经营、要求他主持局面的纠缠。面对日本人把他的企业拆光的威胁，荣德生坚决不当亡国奴，凛然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1949年上海解放，当荣氏家族子弟与一些上海资本家纷纷出走时，荣毅仁不畏国民党的威胁利诱，毅然把已在香港的妻子儿女接回上海，还从“留存者”积极转变为新中国的“建设者”，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抗美援朝时，他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首户，荣毅仁又率先将自己所辖的全部工商企业痛快交给国家合营。
这样的“红色资本家”，难怪195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会专程赶赴上海为他“助选”。“当时陈毅说了这样一段话：匆匆赶回来，因为毛主席给了我个特殊任务，请投荣毅仁一票。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富，我国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了。”
曾在原上海《大公报》任职的计泓赓，专著传记《荣毅仁》。昨日电话里她回忆：“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想邀请陈毅吃饭。资本家来请吃饭？要不要去吃？结果，市里专门开会讨论，最后是陈毅果断拍板———吃！”
“荣毅仁与上海，是荣毅仁一生中相当精彩的部分。”计泓赓告诉记者：不但荣毅仁对上海的感情深，他相濡以沫69年的发妻杨鉴清对上海也有深厚感情。1979年，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中信’创业之初，杨鉴清十分关心上海来的老工商界人士。她说：‘徐昭隆、王兼士、吴光汉、雷平一等到北京都已六七十岁了，为了协助毅仁搞好信托投资公司，离开上海的妻室儿女，放弃优裕安定的生活，独身在公司工作。我深感自己有责任，便经常烧些南方菜和粥给他们送去，还请人帮他们洗衣服。休息日或逢年过节，便把他们请到家来叙叙，吃顿饭……”
知道吗，就在本月之初，10月9日，正是荣毅仁与爱妻结婚69周年纪念日。
69年前，结婚那一年，荣毅仁还在上海读书呢。
求学、成家、立业、从政……薛尔康说：“我认为，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荣毅仁一生的基础就在上海奠定。”
荣毅仁与夫人一见钟情，携手六十载共担人生风雨荣毅仁和夫人杨鉴清已经携手度过了60周年的钻石婚，世纪的风云，人间的沧桑，企业的兴衰，家族的聚散，潮涨潮落，甜酸苦辣，他俩都一起走过来了。如今，他们更相知、更相爱、更相濡以沫，安度着简朴、幸福的晚年。
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年轻人的婚姻往往是由父母包办，而荣毅仁和杨鉴清的婚姻，却既是“包办”的，也是“自由”的。少年时的荣毅仁很有主见，对婚姻的事也早就打定主意：“我要自己挑喜欢的人。“十二、三岁的时候，提亲的来一了，他总是对父母说：“我不要。”很多人来提亲都没成。
据养生大世界披露，罗曼蒋克式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荣毅仁在无锡中学进修的时候。一天中午，荣毅仁与同学在操场上散步，看见校门口一辆包车上下来一位蓄着乌黑短发，俊俏秀丽的小姐。从看见她的第一眼起，荣毅仁便感觉心头掠过一丝说不出的感觉，并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后来，向学校的门房打听，知道这个姑娘是无锡名门杨干卿家的二小姐杨鉴清，她从上海圣玛利亚女中转回省立无锡中学读初中。
荣毅仁与夫人杨鉴清、儿子荣智健合影 非常凑巧的是，这时有人给荣毅仁做媒，说的就是杨鉴清，并送来了“八字”。由于荣毅仁早就申明要自己喜欢的，荣家一直没有给杨答复。过了些日子，杨家想收回“八字”。幸亏荣毅仁一打听，知道正是自己看中的杨鉴清，才炀攘怂?一生的幸福婚姻。他急忙不好意思地对母亲说：“娘??妈妈)，这家小姐我中意。”
“荣少爷”不仅仪表堂堂，而且彬彬有礼、谈吐不俗，杨鉴清的父母一看就很喜欢。不久，16岁的荣毅仁和1 5岁的杨鉴清定下了终身大事。
那个年代，未婚夫妻几乎没有公开接触的机会，荣毅仁和杨鉴清便借鸿雁传书交流感情。有趣的是，杨鉴清的第一封情书并不是她自己写的，而是由她父亲捉刀，用的还是文言文，之平者也。文言文对荣毅仁来说，自然游刃有余，他就“对等”地也用文言文给她写回信。老丈人本是满腹经纶之士，看了荣毅仁写的信也眉开眼笑，他没想到未来的女婿古文根底这样好，满意得很，“示范”了一下以后，就“权力下放”。荣毅仁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杨鉴清则在苏州镜海师范女中读高中。两地书就频频来往于苏州、上海之间。
1936年，适逢荣氏企业否极泰来，出现了新的生机，就在这一年，荣家喜上加喜，办了他们的婚事。
秀外慧中的杨鉴清在婚后堪称典型的贤内助，她谈吐文雅，性格温柔内向，具有良好的素质和文化涵养。在上海时，杨鉴清也曾做过一些社会工作，1 959年随荣毅仁到北京后，一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个舞会上，杨鉴清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总理夸赞荣毅仁爱国，要求进步，并对杨鉴清说：“你思想也要跟上，不然，夫妻将来会有距离的。你现在还在家里吧，我来给你安排一个工作好吗?”不久，统战部果然来人征求她的意见，最后安排她到全国工商联任家属委员会副主任。杨鉴清特地用心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买了张月票，满怀喜悦地上班去了。
“文革”后尽管没有出来工作，但杨鉴清仍关心政治，关心大局，每天要看很多报纸和书刊，这也正是荣毅仁所嘱咐和希望的。她看事颇有见地，并不随波逐流，只要与她交谈，就能发现她对一些大事是很关心的，头脑清晰，还能有所褒贬。即使如此，在她跟随荣毅仁出国时，荣毅仁总是一再叮嘱，要她“藏拙”。荣毅仁说：“外国企业家都是有学问的，他们的太太也有学识，你知识面不够广，对政策也了解不够，你出去不要多说，要记住‘藏拙”。
不管身处何职，一向不喜欢清闲的荣毅仁工作起来都非常投入。看见丈夫这么忙碌，夫人杨鉴清很担心，对丈夫也更加体贴入微。她说：“家里人来客往和一切琐事，我都自己安排处置，不让他分心。每样事总是尽可能顺着他，使他回到家里开开心心。“并且，她还特意购置了一尊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放在客厅门口，希望丈夫紧张的工作之佘，看看笑佛，使身心得到放松。
每天，杨鉴清总是把荣毅仁第二天要穿的衣着安排得妥妥帖帖的。担心家里的阿姨擦不好皮鞋，每天晚上杨鉴清都自己动手给荣毅仁擦好皮鞋。“皮鞋油不能擦多了，也不能擦得不匀，我总是薄薄地匀匀地擦上一层，这样穿起来就不会弄脏裤脚管了。“这位贤内助又接着说：“他的皮鞋穿后，每天晚上都要给它用鞋楦楦好。他的衣服天天换洗，天天烫。衣着若是保养好了，穿得省，一点不浪费。他的衣服、鞋子都像新的一样，一年只要添一两双鞋子就够了。”
荣毅仁40年人大代表生涯与几代领导人的渊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0年历史上，有两位任期最长的全国人大代表。一位是连任10届的著名农业劳动模范申纪兰；一位是连任8届、闻名中外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用他自己的话说:“八连贯，这是少有的。”
然而，更重要的是，荣毅仁在长达40年的任期内，以他独特的身份、地位和才干，充分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他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和建议，受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被采纳实施。
据中国人大网消息，在半个多世纪中，荣毅仁始终是国内外瞩目的人物。他的父亲荣德生，清末已是企业界名人，人称“棉纱 大王”。荣毅仁作为荣氏企业家的第二代，从30年代起即投身于民族工业，成为中国拥有二十多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企业的代表。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许多重要时刻，荣毅仁都对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上海解放的关键时刻，不畏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坚决留下不走；听党的话克服难关，让申新各厂的纱锭迅速转动起来支援国民经济的恢复；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抗美援朝时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作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首户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所有这些，都成为传诵一时的佳话。
1957午1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受毛主席委托专程到上海为荣毅仁“助选”。这一年“红色资本家”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国门开放之初，荣毅仁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功地创办了“中信”，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荣毅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海外亲友的帮助，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大量穿针引线的工作。荣毅仁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在中国对外交往中起到了一般人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叶剑英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1986年6月，荣氏200多位海外亲属回国大团圆，小平同志和彭真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荣氏亲属，被称之空前的盛举。
1993年，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77岁高龄的荣毅仁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消息一经传出，外电争相报道。在外国人眼中，民族资本家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副主席，中间似乎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党中央三代领导人，率先垂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近半个世纪以来与民主党派、党外人士风雨同舟、休戚与共、肝胆相照，对荣毅仁关爱备至，硬是跨越了这条鸿沟，实现了惊人的飞跃！
……
荣毅仁的许多传奇经历早已是家喻户晓。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这里仅记述几件荣毅仁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与党中央历代领导人的交往。
毛泽东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1954年，荣毅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在1226名代表中，党外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高，充分体现了党的长期共存、荣辱与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荣毅仁回忆说，一届人大在开会时，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民主和融洽的气氛，每一个代表都能充分发表意见，民主人士在发表意见时也十分坦诚。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不因为阶级的隔阂对我话留三分。那段时间，毛主席与我们多次谈话，都是坦诚相见，给我们指明前途，寄以厚望；我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1956年，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始深刻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讲话。荣毅仁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等一系列的讲话后，想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1956年6月30日，荣毅仁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发言中，公开提出了上述想法和问题。他希望马列主义学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多多在理论上给他以指导和帮助。
几天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又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荣毅仁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有的报刊还开辟了专栏进行讨论，也有一些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到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了讲话，对此问题作了权威性的回答：“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邓小平说：可采纳荣毅仁关于外方投资比例的建议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既缺资金、设备，又缺人才。鼓励海外人士来华投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当时荣毅仁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荣毅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现状，对原草案中规定“外方投资比例不得高于百分之五十”这一条提出：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可以只定下限，不定上限。他建议可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吸引海外资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他的建议非常重视，报告了小平同志。这个大胆的想法立即得到小平同志肯定。而后，小平同志告诉彭真，可采纳荣毅仁关于在外方投资比例上的建议……
1986年6月15日到18日，荣氏五代海外亲属共200余人和国内亲属20余人万里团圆，受到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主任的接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于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其中第四条采纳了荣毅仁的提议，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改革开放初期立的第一批七部法律中惟一的一部涉外经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我国利用外资投资各种形式中最早和数量最多的一种，遍布各行各业。实践证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颁布，对吸引和保护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江泽民说：咱们就关起门来说说娘家话吧
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是荣毅仁的老朋友了。上世纪80年代，江泽民在上海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荣毅仁则在50年代担任过上海副市长，80年代的上海市长和50年代的上海副市长碰在一起，当然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他们两人又都是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的代表，每年全国人大开会都要在上海代表团一起参加审议活动，见面的机会也很多。
(1994年，荣毅仁在三峡工程展馆) 1991年3月的一天，人民大会堂上海厅气氛热烈，春意融融。这是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会场。上海团的大部分代表已经落座。当江泽民和荣毅仁先后步入会场时，江泽民笑着用上海话对荣毅仁说：“今天我回娘家了。”
“我也是回娘家了。”荣毅仁也笑着用上海话答道。
江泽民又风趣地说:“咱们既然都回娘家了，那就关起门来说说娘家话吧。”
荣毅仁说:“那好，我们就关起门来讲娘家话。”
他们的对话使在场代表们倍感亲切，同时得到了大家的热切回应，整个上海厅一片欢声笑语……
那次会议由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主持。在审议中，代表们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同在上海担任过市领导的江泽民、荣毅仁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江泽民还不时插话与代表进行探讨，会场气氛十分活跃……在座的每一位代表都能深切地感觉到江泽民、荣毅仁两位老市长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上海的发展，尤其关心浦东开发开放和国企改革情况，对上海--他们的第二故乡，同样寄以着殷切的希望。
银发满头，金边眼镜，法国式的双排扣西装，一米八几的身材，气宇轩昂，雍容大度……这是荣毅仁作为国家副主席时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有的外国记者谈到荣毅仁的气度和风采，称之能使许多西方的大亨和阔佬们自惭形秽……
荣毅仁始终是誉享海内外的传奇人物。近年来，由于他远离传媒，更使他的传奇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
荣毅仁不久前刚从他的第二故乡上海回到北京的家--东城的一个小四合院。让人惊讶的是，耄耋之年的荣毅仁身板还是那么挺拔，风采依旧。
在这里，荣毅仁与相濡以沫、共同生活近70年的夫人杨鉴清安度着简朴、幸福的晚年。他每天除了阅读文件、翻阅各种中外报章杂志外，间或打开路透社传送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装置，于是，全球的最新政治经济新闻瞬间便呈现他眼前。累了就闭目静坐，修身养心，他说:“养心就是养生。”记者推想，在他闭目静坐时，脑海里会涌现出多少丰富精彩的人生画面……
荣毅仁文革历尽磨难粉碎“四人帮”后，陈锦华同志来到上海工作。由于“文革”时期对于原先付给资本家的定息都停止执行了，这时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就决定落实政策，予以退赔。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这样回忆——
解放日报披露，那时候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当时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上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当时， 他是带着夫人杨鉴清来的。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反正数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钱要回北京前，我在锦江饭店请他们吃饭，彭冲也参加了。我们原来就很熟悉。荣毅仁1958年调到纺织工业部当副部长，我是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跟他成天打交道，他有东西要查、要写、要改，也常找我。在这次宴会上，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对这件事，他知道一些，但不知道事情背后的一些情况。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他们还批斗荣毅仁，并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荣毅仁考虑得很周全，他知道录像寄出去的影响，所以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对这些情况，部里一点也不知道。
恰好8月20日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我当时是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是管这些事情。我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钱老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我给周总理写了报告之后，又给李富春办公室打了电话。李富春当时是管工交各部运动的，他就说是不是你们想办法给送到医院去，在医院里保护起来。当时我们的副部长张琴秋，是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的夫人，跟北京医院很熟悉，她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院长讲：“大姐，不行哪，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于是我们又赶紧再给周总理值班室打电话报告情况，当时也没有答复。
凌晨1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
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但还是马上去了。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他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周总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这就是交代了。
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找我们商量，研究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总理说了要保护好，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这是上海发明的办法，华东局先搞起来的。我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大概有10个人左右。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提了很多要求。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于是那些女红卫兵们就撤走了。
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肯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这样杨鉴清就得到了救治。第二天，跟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胡子婴，一个很有名的民主人士，时任商业部副部长，她的女儿是医生。部机关红卫兵就通过她的女儿来给杨鉴清开处方抓药。
我把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机关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他听到这些情况后，很激动地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交代和指示。”他说：“后面这许多救治措施我都感受到了，但是究竟这些救治措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有，我一点不知道。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周总理。没有周总理的保护，让你们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就没有今天了。”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
创建中信信托业是整个国家金融业的基础，中信集团的创建无疑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荣老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一名在中信集团工作10余年的男员工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荣毅仁世界性的影响，正是来自于他创建的中信集团。
即使是荣毅仁自己，也曾公开承认，其所经历两个阶段的区别：在解放前，算个大的民族资本家。从父辈1900年办厂创业，到1949年，50年艰苦奋斗与认真经营，才搞起20家企业，这在解放前已经是了不起了；自1979年担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以后，仅9年时间，共投资、合资搞了209家企业。
1987年，邓小平邀请荣氏家族来京访问。“一下来了400多人。”荣毅仁的司机张继海回忆。
当时，中央曾想请荣毅仁担任旅游部部长，后考虑改革开放的问题，经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4年2月更名为中信集团）。
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通道，中信在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采用国际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等方面，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建国门外矗立着一座20多层高的现代化建筑，这正是中信集团最先的的大本营———国际大厦。该建筑外部呈咖啡色，显得十分稳实和凝重，故有“巧克力大厦”之称。
1986年，美国著名大型经济杂志《幸福》公布了其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他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同年，中信集团迁入位于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的京城大厦。董事长办公室内有一幅巨型彩照，那是邓小平与荣毅仁亲切握手的照片。
10月27日，记者赶到荣毅仁曾工作过7年的京城大厦，一楼大厅一如既往地忙碌。
但在集团公司内部，一个小范围内的追悼会正在筹备当中，“时间可能就在最近几天。”中信集团办公厅人士冀峰介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治丧委员会。
“荣毅仁先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实业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认为，信托业是整个国家金融业的基础，中信集团的创建无疑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27日傍晚6点30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获知荣毅仁逝世一事，表示吃惊和惋惜：“荣先生为中国经济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解放初期，国家商业改造阶段，他起到了带头作用，积极配合国家公私合营政策。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一直坚持并拥护改革开放政策。”“他人非常好，能够听得进下面的意见。”厉教授曾与荣毅仁在全国政协会议多次接触。
荣氏传承熟知荣氏家族的人士称，回顾100年家史，荣智健与荣宗敬有点相像，敢于冒险，有魄力。
27日上午，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简称“中信泰富”）在内部发出讣告，大致内容是：“荣毅仁先生于10月26日晚8点30分逝世，生病期间，荣智健及夫人均在侧守护。荣老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在此谨向荣智健先生及家人致以沉痛的哀悼和问候。”
1986年，中信集团如日中天之时，荣智健加入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简称“香港中信”），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荣智健2002年10月，福布斯中国内地首富排行榜出炉，荣智健以其所持中信泰富的股权位列榜首。
荣智健1942年1月出生于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连续两年，荣智健稳居胡润强势榜榜首之位。
在香港的资本平台上，荣智健显现了出色的商业才能。
1987年2月，在荣智健的坚持下，香港中信乘物流业低潮，以13亿港元购入老牌英资企业国泰航空12.5％的股权。接着，荣智健又买壳上市，香港中信收购曹光彪的上市公司———泰富发展公司，更名为中信泰富，成为香港中信旗下的上市企业。
又如收购恒昌企业一役，至今仍被誉为“蛇吞象”的经典。恒昌企业总资产达70多亿港元，但荣智健只动用了40多亿即将其收购过来。这一过程可演绎为：资产从香港中信流向中信泰富；资金从证券市场通过中信泰富流向香港中信。此番收购的真正意义在于：证券市场是蓄水池，中信泰富作为上市公司，成为香港中信伸向这个蓄水池里的吸水管。
1996年12月，中信集团同意以25％的折让价，即以每股33元，配售3.3亿股中信泰富以荣氏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智健独得，荣的持股上升至18％（3.8亿股），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如按市价20.35元计，荣智健的身价超过70亿港元。
熟知荣氏家族的人士称，回顾100年家史，荣智健与荣宗敬有点相像，敢于冒险，有魄力。如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大胆收购动作，着实让人看到了他雷厉风行的一面：今年1月，中信泰富向母公司中信集团洽购沃尔玛华东公司35%的股权，此举意味着中信泰富将借道沃尔玛进军内地巨大的零售业市场。
“荣副主席”和邻居们 在史家胡同，荣家所在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四合院。
这个四合院是当年叶剑英元帅特地嘱咐王震给荣家安排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李井泉也曾在这里居住。
1995年开始，史家胡同的住户们有了新的邻居。
从北太平庄部长楼搬出后，荣毅仁的家安在了这里。
“荣副主席对大伙特随和”、“为人特亲切”，10月27日下午，69岁的张怀荣老人已经知道了这位老邻居的离去。而“荣副主席”也是小区内的多位老人对这位特殊邻居的一致称谓。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在张怀荣印象里，荣毅仁每次都是在大院内坐进车，回来时在院里下车，但看到大院门口正好有邻居老人在时，下了车就不会径直回房了。
“他会转过身走到门口，笑着摆着手跟大家打招呼。”张怀荣回忆。
“慈眉善目的，比普通人还热情。”张怀荣的老伴在旁边说。
她讲述，2003年正月初九，住在这个丁字路口的一个四合院失火，一开始火势就很大，周围的居民势单力薄正着急时，这个深宅大院的门打开了，一群武警官兵冲了出来，“个个手持灭火器，三下五除二就把火给控制住了。”
这位邻居给周围人的关怀还不只如此，每年十月，北京市的募捐月，荣家大院的警卫就会送来许多钱物。
“去年甚至还包括一件昂贵的全新的丝绵棉袄。”史家社区居委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而居委会的满主任更是对这位老邻居赞不绝口。
“没到天气一冷就会让做饭的大妈送来钱，叮嘱给志愿治安员买几件大衣；天一热又送来钱，嘱托街道为他们配足矿泉水。”满主任介绍，这种钱，荣毅仁不会让警卫办理，而是一定会托付做饭的大妈亲自送上门，仔细吩咐好。
社区40名治安员因此对荣毅仁格外感激，每年3月，朝阳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们也会亲自上门拜年。
“十多年的老邻居了，但也就见过五六次面，说走就走了。”张怀荣叹着气。
荣毅仁简历 １９１６年５月生，江苏无锡人。１９３７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民建成员。
１９３７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１９３９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１９４３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１９４５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１９５０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７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１９５９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１９７８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１９７９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１９８２年—２００１年３月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１９８２年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１９８３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３年任第一届海协会名誉会长。１９９３年３月至１９９８年３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１９９３年３月辞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１９９６年９月９日被推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
历任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五届执委会副主席（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主席；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副主委。
是第一、二、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１９５７年曾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１９７９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１９８６年底，被美国《幸福》半月刊评为世界５０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建国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获美国加州荣誉公民称号。
爱好：业余摄影、收藏相机、养玫瑰花；足球，尤爱女子足球。
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夫人：杨鉴清，有四女一子；儿子：荣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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