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胡锦涛让天安门事件软着陆

　　【万维读者网】胡耀邦是中共一个重要的人文资源，人们对他的怀念，有一种极其可贵的情愫。高规格纪念胡耀邦，更多是被纳入到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中来考虑，客观上也有重新发掘党内人文资源的意义，是分步骤化解天安门事件心结的有机组成部分。





北京召开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座谈会，继续引发国内外的反响，各方在赞扬胡耀邦功绩风范的同时，也对中共此时纪念胡耀邦的动机和影响作出各种分析。

当年被称为新权威主义南派代表人物、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政治变革中曾经扮演重要角色。亚洲周刊对萧功秦进行了访谈，以下是访谈摘要：

胡耀邦的逝世是触发「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为「六四」平反的先声，但也有人认为，胡耀邦的平反是凸显胡温新政「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与启动民主改革无关，你的意见如何？

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史上的大事，它是怀抱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与中共务实派的权威政治之间一场悲剧性的冲突。这一事件使激进自由派退出了政治舞台并被边缘化，并客观上促成了现代化铁腕政治的形成。从政治学上来划分，这一事件是从全能主义（或称社会主义集权主义）新政，向新权威主义政治转折的分水岭。然而，知识分子与一般大众至今仍然对天安门事件怀有悲情性，一个希望长期统治的执政党有必要面对这一个现实。

让天安门事件软着陆

在当政者看来，平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可能引发政治失控，会产生许多不利的连锁反应与政治副作用，但解决天安门事件在国人中的心结则是必要的。在当政者看来，最好的方式是「软着陆」的处理方式，即通过一系列分步骤的举措，来化解天安门事件在人们中的心结，以利于团结绝大多数的可以团结的力量。官方高规格纪念胡耀邦，可以看作是这种「软着陆」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布殊访问中国之际，北京宣布隆重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我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在西方媒体上，会引起有利于形成中共开明化的联想。这对两国关系或许有些正面意义。

邓小平曾经说过，天塌下来，由胡赵顶，但最后胡赵都遭遇罢免。如今纪念胡耀邦，自然也就会影响对邓小平的评价，对此如何看？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理解这一事件，也有特殊意义，当年中央生活会上对胡耀邦的批判处理过于生硬化，过于粗糙，多少有点四十年代延安整风的流风余韵。胡耀邦下台时的政治结论是中共为了反击自由化而匆匆作出的，当然不可能充分地客观地反映胡耀邦的贡献。李锐在回忆胡耀邦生前最后谈话中提到，胡在批判他的生活会结束后回家，痛哭了一场。（如果没有深深的被压抑的冤屈，一位老共产党人是不会伤心大哭的。）

胡下台后，邓小平多次要胡耀邦去他家打牌，胡在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过一次，除了打牌，邓小平并没有说其他什么话。（李锐：《胡耀邦逝世前的谈话》，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零一年第四期）也许处于邓小平的地位，在当时只能以这种意味深长的方式表达对老部下的歉意了。胡由于不得要领，后来也不再去了。

胡生前最大的心愿是党能作一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满足这一心愿，对于加强党内团结，消解党内不稳定因素，甚至比团结党外知识分子更为重要。我想，在政治相对稳定的现在，中共做这件事，也是应有之义。在十六年后的今天，对胡耀邦的隆重纪念，更多地是被纳入到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中来考虑更为准确。

据传，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纪念胡耀邦，赵紫阳怎么办的问题」，而其他常委也有担心口子一开、无法控制的忧虑。最后，胡锦涛以胡耀邦去世时间较长的理由统一了认识。在由团派元老执笔但被禁的胡耀邦传记中，提到赵紫阳与胡耀邦的不合，但赵生前否定了「落井下石」的说法。你认为，北京高度评价胡耀邦，这对赵紫阳的评价，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想，对胡耀邦的纪念，可以被视为是实现天安门事件处理的「软着陆」的一个理想而且安全的切入点，这是因为，虽然六四事件由胡耀邦的逝世而引起，但他本人与六四事件没有任何联系。这一点与被中共认为「犯错误」的赵紫阳有所不同。因此，纪念胡耀邦可以不致引起「平反六四」的联想。曾庆红的纪念讲话的内容也主要集中在胡耀邦的鞠躬尽瘁、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锐意改革方面。

至于赵紫阳，历史将来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结论，但现在条件还并不具备。赵是天安门事件中的一个被认为犯了错误的重要政治家。要改变这个结论，会在海外内产生中共不希望的联想。而纪念胡耀邦则不会产生这种连锁反应。胡耀邦与赵紫阳之间有工作上的矛盾与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但不能过份夸大，赵紫阳与胡晚年的一些谈话中也提及这一点。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与历史学者，你如何看待胡耀邦的历史地位？

胡耀邦在中国改革史上更多地是以悲剧英雄的角色为人们所敬重，并载入共和国史册。一方面，胡耀邦是党内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坦诚、真挚、质朴、单纯而没有心计，虽然经历党内残酷斗争而不失赤子之心。另一方面，他对于复杂问题考虑得过于简单，有时也会头脑发热，说出一些不合他身份的话，例如与陆铿的谈话。李锐说他「不弄权术，从不设防，容易遭人暗算而不知」，反过来也说明他的气质、个性并不适应于承担大变动时代应付极端复杂局势的总书记。

胡耀邦的悲剧与他的个性与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的矛盾也有关系。当然，也正是这种性格，给他的失败带给人们极强的震动与悲情性。这一点是当时党内生活会上批判他的人们所不曾预料到的。当时批评处理过重，较少考虑到当时人们的承受力，这也是值得以后当政者总结的经验教训。

巴金逝世后，媒体掀起了讲真话的反思。共产党的理想主义在权钱交易的经济大潮中早就变色了，你觉得纪念胡耀邦会在中共党内以及中国目前的局面中，带来怎样的正面意义？

他是中共党内良心的一个象徵，是中共一个重要的人文资源。纪念胡耀邦，客观上也具有重新发掘党内人文资源的重要意义。人们对胡的怀念中，有一种极其可贵的情愫，那就是对真诚的呼唤。这种情愫，当下中国已经越来越少。胡的下台悲剧，以及此后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使党内那种犬儒主义、玩世主义更为盛行，这也使知识分子中出现离心。共产党人是否能通过这种纪念，重新回归这种理想精神，也是人们的一种善意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