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网上官天乙综合报道：德国之声中文网消息，今年4月1日起，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将调整中国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除了出自环保考虑对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分别征收5%的消费税之外，最惹人注目的是开始征收所谓的“富人税”。
新增加的税目中，还包括高尔夫球和球具、高档手表以及游艇等四项产品，最高税率达20%。财政部负责人在解释这些新增税目时表示，高尔夫球和游艇等高档消费品都是只有少数群体消费的新式休闲运动，高档手表的价值往往超过万元，甚至数百万元。
德国柏林外交政策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桑特施耐德教授认为，中国政府此举做出了努力建造和谐社会的姿态。他说：“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国人大反复强调要关注三农问题，要关注社会贫富差距。现在引入‘富人税’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更多只是做出了表示：中国的巨富应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以减轻穷人负担。”
众所周知，中国的税收体制中有很大的漏洞。很多富商通过向税务局拉关系送礼，少交了不少应该缴纳的税款。桑特施耐德教授认为，对高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并不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他说：“国家征收富人税并不是为了钱。这是中央政府释放出的一个信号。中国大城市中奢侈品越来越多，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样的消费潮流，如何控制这样的消费潮流，从而调节中国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
（ 2005年7月大连晚报：大连近50家拥有私人游艇 ）德国去年大选时，社民党作为竞选炒作，也提出要引入对高收入阶层的“富人税”。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联盟党的反对。联盟党认为，目前德国社会福利体制公正，增加对富人的负担会导致投资意愿降低。按照德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可以达到42%，而且个人收入的约20%还必须用来支付各种社会福利保险。因此，很多德国人将富人税称为“红眼税”。最后，相关讨论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国的富人税是不是也是一种“红眼税”呢？桑特施耐德教授说：“这是一个很德国式的讨论。中国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现状和德国不一样，并不是有关谁纳税纳得多，谁从国家获益得多的讨论。中国的贫富差距如同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实生活中看起来甚至荒谬。中国国际化大都市中，离超豪华场所不远的小巷就能够看到赤贫的市井小民。了解这些情况就会知道，中国的富人税和德国的红眼税不一样，并非出自嫉妒。”
中国城乡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香港太阳报1月17日消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零点四四七，明显高于国际上收入贫富差距零点四的警戒线，贫富悬殊的情况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
（资料图片：中国的矿工）李培林表示，由于庞大的民众储蓄存款总额只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贫富悬殊问题不但没有改善，还有恶化趋势。贫富差距在城市与农村间最为突出，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点6倍，扩大到2004年的3点2倍。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日报也说，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在迅速发展并日渐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上世纪90年代末已有了显著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
盖洛普调查发现，自1997年到当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平均增长了将近75%，人均年收入相当于3000美元。值得指出的是，按绝对价格计算，中国的物价水平比美国要低得多。不过同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水平却非常有限。
盖洛普国际调查事务部主任博克霍德说，城市地区有相当多的工作机会，而且人们可以流动；同时，城市也是出口产品的制造中心，而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他还说，中国富人和穷人的差距正在急剧拉大。调查发现，虽然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收入增加的潜力很大，但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不及在农村居住的人。
（资料图片：未来的希望－儿童） 2003年2月26日的中新社消息称，经测算，中国当时已有亿万富翁一千人，百万富翁三百万人。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近五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标志着信息化程度的家庭电脑拥有率，东部最发达地区和西部最不发达地区竟相差几十倍。如果不抓紧解决的话，在信息时代中国的贫困差距会变得更大。 贫富差距肯定会已经成为每年“两会”委员、代表及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
不过，另据2003年3月10日北京现代商报的消息，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对外界颇为关注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还是作了乐观的评价。邱晓华说：“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虽然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
（资料图片：乡村学校）中国城市贫富差距也已接近国际警戒线 西方政界和社会学界通常认为中国社会出现的巨大贫富差别主要分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最多也只限于城乡接合部。但是根据德国之声中文网2月12日的消息，中国国务院发改委发表的一份社会科学调查报告称：中国城市人群收入差别也接近或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如果不采取矫正措施，势必会引发城市人群的不安和抗议。
德国弗莱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希尔默博士认为，中国城市中的不公正已经到了人所共知的程度。他说：“中国城市人群收入的差别是随处可见的。就男性而言，你可以看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女性而言，你可以看到从乡下来的小保姆。那些农民工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但就在他们的身边，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的轿车，穿梭不已。毫无疑问，城市中这样的差别一眼就可以看到。”
据中国国务院发改委的这份报告，这次调查不仅是各个社会群体收入和整个社会收入的比例，而且按照所谓五分法，比较了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别，得出社会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群的收入仅占最高收入人群收入的4.6％左右，和整个社会收入比较，这个比例甚至下降到只有2.75％。据提供这样五分法数据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的解释:这样的比较说明社会绝对值意义上的购买力已经非常不平均了，社会底层在收入上被整个社会抛弃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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