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试图改进干部素质：开放政府官位

经过28多年的改革，中国现在面临空前紧迫的挑战。其中最为关键的、或者说最艰巨的挑战，莫过培育新一代的领导人，这些新一代领导人应当在公共服务事务上技巧娴熟、诚心诚意和专心致意，并且足堪信赖。没有他们，北京所许诺的一个繁荣民主的未来将成为泡影。

这是前不久，美国高盛集团前总裁、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l.Thornton）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的“中国领导空档”（China's Leadership Gap）一文中的观点。

认定“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并辞去高盛公司总裁职务到清华大学执教的桑顿说，21世纪，中国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地缘经济上来说，其重要性都将越来越大。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除了中国自己，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的发展。理论上讲，如果中国犯了什么错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会让发展速度变慢，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发展的方向。但是中国必须重视政府的领导力的培育，因为目前中国政府领导力跟不上形势。

胡温试图改进干部素质

桑顿在《外交事务》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指出，尽管中国目前的这套体制有许多的瑕疵，但是，客观地说，中国现任领袖还是远远胜过前一代的国家领导人。

图：李成是美国汉密尔顿学院国际政治系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他认为中国未来政坛中，代表“平民联盟”“团派”将与“精英联盟”合作，从“团派”的仕途模式看来，他们擅长党组织、宣传、统战等工作，对于金融、外交、外贸等工作多缺乏经验。他们所代表的“平民联盟”，未来将同包括代表高干子弟、有上海工作经验的干部、海归派、企业家组成的“精英联盟”合作，互补和相互制衡。（资料图片）

汉密尔顿学院的中国问题学者李成博士认为，在1982年，中国省一级的党政领导中，只有不到20％的人具有高中以上的学历，而如今，超过97％的这一层官员有高等院校的学历。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中央政治局中，有9人是从中国的顶尖大学毕业的，与当年主要是长征干部的一代人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下层，拥有博士学位的省市委书记和省市长也屡见不鲜了。最妙的是，掌握了权力和优秀人才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学者官员的理想：学而优则仕。

桑顿认为，虽然现任中国领导人比起他们的前辈，受过更高程度的教育，不过他们却不一定更正直，诚然，许多有才干和忠诚的政府官员是尽职尽责的，但是仍然另有一些人是只图地位和权力的，结果是腐败盛行。民众中对地方官员利用职权牟利不满的怒火日益蔓延，他们怀念老一代秉持的“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美德。

其中最具有腐蚀性而且是无孔不入的形式是卖官鬻爵。据说已经众所周知的是，一个城市政府里的局级官员的价码是大约80万元人民币(约10万美元)。在一桩臭名昭著的卖官案中，有260多名官员涉案，在这桩案子里，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被指控担任要职6年间受贿近600万元（约70万美元），在 2005年被判处死刑。国家国土资源部部长也因涉案被免职。这类劣行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些花钱买官的人在得逞后，就需要从这种“投资”中获得回报，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再卖他们所能控制的官位。如此恶性循环的行为，将使得整个官僚系统被削弱。

图：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2005年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这桩号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卖官案”中，马德被控在10年间共收受17人的贿赂603万余元。据报道，共有265名官员涉案，除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高官外，还包括绥化市下辖十个县市的半数以上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资料图片）

最近几年，中国的党和政府都在大力反腐败。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委员、外事局局长叶峰所说，在2005年，国家检察官调查了4.1万件腐败案，对其中75％的案子都提起了诉讼。一名党的高层官员说，从2004年11月到2005年12月，中共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处包括刑事犯罪的案件1.5177万起，查处了党员14.7539万名。但是，没有充份的证据显示这些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尽管对地方官员受贿案件大张旗鼓地报导，对罪名成立的严加惩处，有时甚至对一些腐败官员判处死刑，但是许多官员腐败行径仍屡禁不止，他们通常单纯从风险和收益对比的角度来算计，觉得冒这个险是值得的。比如，据叶峰说，在广西的一个县里，前后共有4名县委书记因涉嫌受贿的腐败罪而被捕。

还有明显的迹象显示，民众对政府无能和不诚实的不满也在越来越增大。根据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数字，2005年全国共发生了超过8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据信这其中的大部分是抗议当地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中国最大的私人民意调查组织－“地平线研究”2006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项调查发现，43％的小城镇居民不满地方政府；60％的以上的城镇受访民众认为“即使市民抱怨，政府仍不能解决问题”

胡锦涛和温家宝总理已经意识到，缩小中国社会的这样一种差距的重要性：那就是中国对其领导人的要求与实际状况之间的差距。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公诸于众并采取步骤改进。例如在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报告中，新增添了一个“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部分，他告诉各位代表，势在必行的是“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

应当开放政府官位

胡锦涛在2006年1月视察福建省时，告诫干部不要掩盖和隐瞒问题，或者甩包袱，让不满的民众到上级政府上访申诉了事。胡锦涛还提到了2005年12月在广东省，因为征地引发的农民抗议和警方开枪的事件，胡锦涛引以为训，说明地方政府需要改进之处。说要对干部们进行经常性的宣传教育，还告诫党员要“淡泊名利，艰苦奋斗”，警告他们不要“沉湎于奢侈享乐”。还要对干部开展再教育运动，让他们认识到需要提高领导素质。

总之，对胡锦涛来说，形成一批确有能力的政府部门和地方领导人，对于达到他们执政的目的是极为重要的。

他也表示出要扩大公共参与政治的雄心。胡锦涛在2006年4月访问美国时说，中国“将继续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

桑顿写道，不过，胡锦涛脑子里在想什么，目前对于外界仍是个谜，甚至可能就他来说，目标也还不是很清楚。不过也许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更有可能的前景是，中共在不采纳直选国家领导人制度的同时，将设法建立更大程度上的问责制和对民众的要求有更多的反应，并将这些做法纳入目前的政治体制。

这类改革将可能包括：更加稳健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提高共产党本身的内部民主化程度；以及建立更可靠的信息来源来反映人们对地方领导及其政策的看法，并使得民众对两者之一或同时对两者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在这些正在考虑实施的措施中，还有：如何改变党的代表大会的运作和代表的选举、以及如何执行纪律和引进党内民主，以促进更大程度上的问责制度建立。例如，地方党委负责人的产生采取多名候选人竞争的方式。

还有的人甚至私下揣测，让已超过7000万的整个中国的共产党党员来选举党的中央领袖，也可能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就会成为现实。当然，这个党的领导也自然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但是，比这还更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的“改变”和“如何改变”这两者都取决于，这种安排反映和支持当权者的利益所在，还因为，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和许多的普通中国人中，有一种不安的心理，担心出现不稳定和混乱会造成的风险。

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要持续取得成功，就必须实现这样的改造：政府官方鼓励民众参与和加强官方的问责制是成功的基本要素，它不能再继续唯一依靠现在这种头重脚轻的政治体制了。

如果还是老样子下去，中国民众会感到他们不能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他们对地方官员的决策的不满也将越来越普遍地爆发。

由于中国政府领导人和管理人员的储备已经不足以应对下一波的改革浪潮，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拆掉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围墙，因为目前它阻碍了大量的人才进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

中国如果通过将政府领导职位对新人们开放，就能同时发掘出那些现任领导人的潜力，他们是被现行体制下的限制和要求弄得心灰意懒。

桑顿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只有将领导者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从政治组织和老旧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中国在走向由胡锦涛所赞同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向往的民主之路时，才能获得一个动态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