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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不是官方普遍认为的“社会生产落后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也不是近来某些学者提出的“公共品供给落后与公共品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权力的代表性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因此,中共在十七大后应该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推行党委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力三分”的改革试验。
这名学者说,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中共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正确的,是对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的纠正。但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指数总体已经达到小康水平,而社会政治指数却仍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不少地方和单位“公仆们(官员)”权力代表性落后于“主人们(民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构成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要化解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切实推动党内民主。目前,中共高层对民主的认识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手段论”、邓小平时代的“目的论”,上升到江泽民、尤其是胡锦涛时代的“生命论”。这表明中共领导层已经从理论高度对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积极回应。
但是,民主在中国仍停留在理论认识阶段,还缺乏切实可行的现实路径。这名学者建议,十七大应该在寻求党内民主的路径上实现重大突破。
该学者认为,中共目前“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是战争年代的产物,也是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把手”专权。
要破解“一把手专权”的死结,就必须实行党内分权。目前,“一把手”违法乱纪居高不下,不是教育、监督没下工夫,而是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为一身的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使然。
因此,这名研究党建的学者建议中共以现行的党委为框架,分设党的决策机关——常委会;执行机关——执委会或书记处;监督机关——监委会或纪委会。这种“权力三分”将改变在同一地方或单位,没有哪一个组织和个人,可以对(实行“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的)党委,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集党内决策、执行、监督全力于一身、实行“一把手体制”的)党委书记,进行有效监督的局面。
他同时强调,要确保地方各级党委“权力三分”的顺利进行,必须借鉴经济体制改革,先搞“特区”试点。既有人“埋单”,又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同时,要加强对地方“权力三分”的领导,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央的权力则只能加强,不能“三分”。
有观察家称,有迹象显示,中国事实上正在进行一项“静悄悄的政改”,时间表指向十七大。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便曾在两会期间指出,十七大今秋召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要推进。有学者指出,李君如作为曾参与中共十六大文件前期调研起草、且被认为也是中共十七大前期调研起草的智囊之一。
中共权威人士认为,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以渐进方式积极推进的取向不会改变。事实上,中国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认同“渐进政改”的观点,支持这种做法。“所谓渐进,并不是要维护不民主的旧体制”,但政改“不一定非要采取动盪的破坏的方式”。“良性的渐进的政改,对国家、民族、社会、个人都有益”。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中国事实上正在进行一项“静悄悄的政改”: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城市社区自治中的业主委员会蓬勃兴起,民众维权意识日增,政府预算改革加大透明度,政府行政改革未曾间断等等。通过十七大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的带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应会有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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