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外长低调交接 李肇星和杨洁篪风格迥异

　　“和老一代周恩来，陈毅的英雄色彩不同，也区别于钱其琛、李肇星的个人魅力，杨洁篪将可能更多地作为外交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这一天，李肇星兴致高昂地和退休外交官们聚会。“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而劳动是我的幸福。”他说。

　　新老外长的交接班，低调、简洁。

　　老外长李肇星，网民通过网络和他聊天，说他的外交有“大侠风范”。而在曾与杨洁篪共事多年的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马振岗印象中，新外长“并不张扬”。

　　一张一敛之间，老外长已经将接力棒交到了新外长手中，如是接力还会继续，而接力的目标，正是“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

　　两位外长风格迥异

　　杨洁篪和李肇星的履历有类似处：从副部长到中国驻美大使，再回国担任副部长，直至部长。然而两位外长的性格，颇有些不同。

　　李肇星性格外露，即便在外交场合也是如此。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袭击，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被问及“是否中国政府煽动了民众的抗议”，他当即斥责提问者“精神变态和扭曲”。美国媒体因而称其为“强硬派”，而中国网民则赞他“在外交场合让我们看到中国男人的阳刚之美”。

　　阳刚之外，李肇星也有情感丰富的一面。2004年胡锦涛到访古巴，适逢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左膝受伤。当李外长看到卡斯特罗忍受膝伤之痛，身体颤抖着却坚持站立参加奏两国国歌的仪式时，“当场潸然泪下”。

　　而曾经为邓小平做过翻译，并在48岁时就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的杨洁篪，在他的同事眼中，“谦和有礼”、“内敛低调”，也“更像一个职业外交官”。外交部的青年外交官们因此送给杨洁篪一个“儒帅”的称号。

　　国务院外办前副主任夏道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与杨洁篪共事的情景时则说，“他身居高位之后不摆架子，在外交部人缘很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马振岗也介绍说，杨洁篪为人热情，“时常冒出的幽默，也让他在同事中颇有人气”。

　　杨洁篪在中美关係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与他在美国广泛的人脉不无关係。1977年，杨洁篪曾全程陪同老布什一家参观西藏。同行的李洁明说，“我们大家都喜欢他。”李洁明后来任美国驻华大使。1989年年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并通过杨洁篪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儘管两国关係出现紧张，但布什总统本人仍然希望维持双边关係。1992年，老布什準备向台湾出售一批F-16战斗机。他也把这一计划告诉杨洁篪，让他向中国政府汇报。

　　但是，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杨洁篪也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一天内会见了数十位美国政要和国会议员，并两次在美国全国电视上出现，表达中方立场。其短时间内展现的“外交爆发力”令人印象深刻。

　　“李肇星曾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善于和媒体打交道，个性也比较外向，而与之相比，杨洁篪更加细腻，内敛，是一个学者型、研究型、业务型的外交官。”马振岗这样描述两任外交部长的差异。“杨或许更能缓和地阐述中国政策。”路透社评论说。

　　“杨洁篪1950年出生，是新中国首个二战后出生的外长，是中国新生代外交官的代表。”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评价道，“从个人风格上看，李肇星更活跃，个人魅力很强，而杨洁篪则要显得内敛、严谨、低调，更有职业外交官的感觉。”“和老一代周恩来，陈毅的英雄色彩不同，也区别于钱其琛、李肇星的个人魅力，杨洁篪将可能更多地作为外交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杨洁篪的任务

　　如果说中国外交已经建立了大国外交的构架，那么“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这两个“和”字开头的词组，或许描述了中国外交新阶段的目标。

　　在李肇星四年的外长任期内，中美成了“利益相关者”；中俄两国元首一年见面5次，中日关係先“破冰”再“融冰”，大国外交的思路在延续；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数十个非洲国家首脑云集北京，令欧美媒体惊呼“要去非洲，就必先经过中国”。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是李肇星任内的一件大事，儘管会谈时断时续，但是中国一直保持了在此机制中的主导作用，诠释着“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的含义。

　　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平崛起”被“和平发展”所代替，“和谐世界”表达了中国对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的态度。作为这一外交路线的具体执行者，“外长李肇星”比“驻美大使李肇星”似乎略温和一点。“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主张亲邻善邻，主张和而不同，追求普遍和谐。”他说。

　　“二战时期出生的外交官，往往更多地以国家利益为惟一出发点。”王逸舟说。老外长李肇星的经历表明：他和他领导的外交团队，可以很好地处理“国家利益” 和“世界和谐”的关係。“中国对外政策既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又积极寻求各国的共同利益；既考虑自己的关切，也照顾别国的关切。”他说。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和西方)价值观不同的中国，凭借温和的和避免冲突的外交政策，取得了胜利。”

　　新外长杨洁篪，曾攻读钱乘旦的博士研究生。钱乘旦是现代化研究的权威，也是纪录片《大国崛起》的策划人。而当中国外长的接力棒交到杨洁篪手上时，他要完成的这段跑道的主题之一，正是所有崛起中的大国都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他上任之前，中国外交已经定下基调：用和谐的世界促进中国和平的发展，也用中国和平的发展，来推动世界更和谐。杨洁篪温和的性格、务实的作风，应当更适合“和平”“和谐”的主题，而他的任务或许是：如何在外交实践中将这些原则全面展开？

　　许多学者观察到，在李肇星任内，外交部的形象和功能慢慢起了变化。

　　2003年9月6日，外交部首次举办了“公众开放日”，各界民众走进部长办公室，李肇星用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希望和到访的民众“谈谈心”。李肇星也是中国第一个通过网络与网民在线聊天的部长。在这些交谈中，李肇星称“靖国神社”为“日本东京的一座大庙”，用“那个挺坏的人”指代曾任台湾地方领导人的李登辉。

　　2004年1月19日，外交部也首次解密了第一批近1万份外交档案。

　　或许受益于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经历，李肇星善于塑造公众形象。有人批评他“作秀”，但他的这些举措也的确大大增强了外交部工作的透明度。

　　用李肇星自己的话说，“外交官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真正从实质上体现这句话的，是外交部工作中对“服务”全世界的华人的强调。

　　2004年，在纽约旅游的中国人赵燕无故遭受美国官员殴打。中国外长李肇星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直接通话，要求美方对此事展开“认真、彻底”的调查。

　　而几次帮助海外侨民撤离危险地区，尤其是外交部领事保护处的成立，进一步将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制度化了。

　　“传统的外交部职能，就是贯彻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这种单一职能已经不能满足现实情况的需求。”北京大学国际关係学院的牛军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交部已经开始向‘服务型’部门转变，更多地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外交只是‘肉食者谋’的传统，面对社会各界对外交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越来越大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

　　“新一代外交官的个人经历，可能会为中国外交向社会化、平民化、大众化方向发展提供契机。”王逸舟说。杨洁篪，以及他大胆起用的一批年轻外交官，作为这样的“新一代外交官”，能否将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呢？

　　“外交工作需要广开言路，以获得公民的信任。”牛军指出，“但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民间压力之下，把真正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贯彻到底。”

　　“李肇星和杨洁篪，都处在中国外交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外长更替之后，应会延续，而不会有重大的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係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傅梦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国外交整体处于机遇期。”傅梦孜说，“但杨洁篪履新之际，也面临新的问题。”

　　大国崛起时，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如何照应本国国民，本就是外交的重心所在。老外长确定了思路，新外长深化于实践；老外长搭起框架，新外长充实筋骨。

　　“我将全力以赴。”上任第一天，杨洁篪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