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之累：再难承受的重负 政府，为谁理财

　　房产税如果在设计中摆脱不了税收逆向调节的阴影，将步个人所得税的后尘。由于购房和装修成本的刚性和不透明，新增房产税将被以其他成本的形式转嫁到更下游的买房人身上，对高房价于事无补。

　　广州房价又涨了，珠江新城的新楼盘价格已经达到5万一平，荷光路上的小产权房租金也上涨100-200元不等。2010年全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仍处于上升通道。11月份，70个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7%、环比上涨0.3%。

　　人们期待的可能对房价带来转折的房产税到底征不征、怎么征，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影响近期市场的一大热点。然而，猜想过后，政府紧急“辟谣”，让一度被炒热的这个概念暂时冷却。与其他领域一样，辟谣之后是市场更大的期待，似乎房产税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只待政府“半夜鸡叫”式的通告就要出台。

　　纠结房产税

　　让人们猜想不透的是，政府搞出了两个房产税方案，一个是重庆方案，一个是上海方案，前者针对高档住宅，比如别墅和超过200平米的大房子，后者以面积和价值为主要计征标准，从增量扩展至存量。

　　根据惯例，经过几年的试点，最后极有可能出台一个结合两种模式的综合方案推广全国，结合存量和增量，采取超额累进制，降低起征点，将最广大的有房户收入囊中，以便扩大税基，方便征管，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征税收益，保证税收的稳定增长(为地方增加稳定的财政收入也是房产税改革的初衷之一)，让房产税的方案之惑画上句号。再经过几年实施，根据社会反响调高起征面积，这种个税走过路，希望不要在房产税上重演。

　　房产税如果在设计中摆脱不了税收逆向调节的阴影，将步个人所得税的后尘。由于购房和装修成本的刚性和不透明，新增房产税将被以其他成本的形式转嫁到更下游的买房人身上，对高房价于事无补。对租房人来说，他们会面临更高的房租。而对拥有多套房的人和炒房者，房产税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该买还是要买，最后转手或者出租即可，最终承担的还是买不起房的租房人和接最后一棒的普通购房者。

　　中国以流转税为主，这种税制其实是人头税的翻版，后来改革的个人所得税也落入人头税的俗套，今后要开征的房产税未必不是同样的结局。房产税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税种的问题，它或将与改革后的个人所得税一样，最终由弱势群体掏腰包，成为政府增加收入的又一法门。这就是中国财税体制开出的异形之花，结局几乎无可避免。

　　再难承受的重负

　　美国《福布斯》杂志每年一次的税收痛苦指数评比中，中国都高居前列。2010年，中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第一和第二分别是法国和比利时。

　　中国人的税费实在不低，每个人只要看看自己的工资单都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税费能够降下来，职工能拿到手的工资会高得多，企业开出的工资也会更有竞争力。

　　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国家税收就开始超GDP增长，近年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更是家常便饭，平均幅度超过GDP增速20%以上，而经济增长的常态维持在10%左右。税收增速连续多年超规模增长，只能说明政府在财富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强势，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能得到的份额相对减少。

　　政府，为谁理财

　　税收原本是政府为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收入，政府收税越多，向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是量上越多、质上越好。只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税收超常增长，但公共服务并没有跟上，是典型的高税收、低福利。反观北欧，则是以高税收下的高福利著称，《福布斯》盖洛普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典型的北欧四国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在155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名前四。

　　我们需要的是为百姓理财、而不是为自己敛财的政府。事实上，无论是北欧模式、美英模式，还是韩国、台湾模式，最终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税收的借鉴对象，因为有一样最核心的内容中国很难马上具备，那就是阳光财政下的预算透明。没有这个前提，一切税种都将成为政府的敛财手段。

　　对中国人来说，一是减税，二是减税，第三还是减税，政府“少取”，就是对老百姓的“多予”，就是让利于民，还利于民，藏富于民。所以，警惕政府出台任何新的税种，对民众来说都是必须的。因为政府把钱用在哪里，民众无法监督。

　　英国《权利法案》禁止国王未经纳税人许可胡乱征税;法国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承担着最大的纳税义务却享有最少的权利，为反对国王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税收桎梏掀起法国大革命;英国向北美殖民地增收印花税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及荷兰的建国，都是政府与纳税人关系恶化的典型。中国历史上，由苛捐杂税引起的农民暴动更是此起彼伏。

　　这个世界，终究该是纳税人说了算。

　　没道理，也没脾气

　　如果房价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上缴房产税的代价，那么征税对抑制房价一点意义也没有

　　2010年4月10日，杭州的芳芳给6岁的儿子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学区房。这一天她签了合同，然后就等中介办理手续。

　　4月14日房地产新政呼啸而来，芳芳一下子觉得天旋地转，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自己下半辈子被套牢了。

　　新房子在市中心的文三新村小区，60平米，算上税总共156万，公积金贷款 67万，月供不到5000;另外，从朋友那里借了80万。和多数靠借款买房的人一样，芳芳从朋友那里借的钱，都是由几千、1万、2万、3万、5万、6万、10万、14万等到处筹集累积而成。

　　还活不活了?

　　房产税的传闻被新政裹挟而来，芳芳觉得：“本来每个月房贷就够受的了，再多出一笔房产税，还活不活了?”芳芳一度想毁约，想种种环节的可能，希望这个单子黄掉。但她已经和卖家签了合同，约定2周内付首付，此时毁约也要付给卖家和中介损失费。

　　当时盛传公积金中心二套要停贷，芳芳到公积金中心去问，想终止合同，“结果公积金中心说，我们的第一套房子不在主城区内，现在买的这套还算第一套，可以贷款。”“后来的政策又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区域，也纳入计算范围了，这是后话。”

　　焦虑之极的芳芳常常睡不着。就这么不情不愿地继续走程序，当时还托了一个人，公积金贷款三四天就下来了。

　　“当时有人说不会出台房产税政策，有人说肯定出，我当然从心理上倾向于不会出这种说法。”

　　芳芳2005年在杭州郊区买了一套联排别墅，刚刚还完贷款，“松了口气”。当初开发商承诺的学校变成了民办学校，收费很贵。这几年两口子一直在断断续续看市区内的学区房，每次看完就觉得太贵，下不了手，纠结很多年。

　　芳芳老公回忆说：“看着房价像火箭一样往上蹿，心里那个焦虑，真想拿老婆的长筒袜套在头上去做点坏事。”“老婆还是一如既往，某天说，谁谁谁买了学区房了。某天又说，谁谁谁也买学区房了。到后来，听到学区房3个字，我撞墙的心都有，这做爹的，混得真惨，都几年了，还没给孩子买套学区房，惭愧死了。”

　　三四月份，周围又一大群人买了学区房。孩子一天天长大，明年就要上学了。痛定思痛，芳芳的老公觉得，“是该我做一个了断的时候了。”

　　“当时我们单位有一拨人都是新政前后买的房，因为那时候涨得太疯狂了，有的人觉得不买就更加买不起了。”

　　结果没想到，最终下单是在房价最高的时候，“真是悲催啊!”“负债130多万，生命不息，还账不止!”

　　“后来各种说法都有，不知道信哪个了，权威部门也相互打架，没个准确消息，现在也不怎么担心了。”芳芳说。

　　“现在我其实也管不了那么多，决定权不在小百姓的手里，我的任务是还贷。担忧没用啊，我现在想的就是把这些钱细分成谁的，积一小笔，还一点。”

　　“我当然希望不出这个政策，如果出，也不能在我们这种工薪身上再压一座山吧，至少有个界线。”

　　“真奇怪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叫了这么多年要提高，没见个动静。一加税，有关部门起劲得很呐。”

　　悬了一年的靴子

　　2010年4月17日，新“国十条”提出，要加快研究制定“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调节个人房产收益的税收政策”，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好像大石入水，让人们以为喧嚷多年没有结果的房产税，将正式亮相，整个社会激起层层波浪。随后，关于房产税是否开征经过多次反复澄清，专家学者开发商，包括被传为试点的上海和重庆政府负责人，众说纷纭，各种说法令人眼花缭乱。

　　5月底市场一度传言上海将出台细则。5月24日中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在微博上写道：“上海楼市细则近两日将出，据称比较严厉，可能对市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不过我个人认为，在其他城市细则越出越温和的情况下，上海细则严厉程度不一定会超过北京。”

　　大约两小时之后，一则更为重磅的信息出现在了杨红旭的微博上——“最新消息，将要出台的细则包括房产税，天呀，地产股又要跌了，大家快逃命。”数分钟后，这条微博被推荐至某网站房产微博首页。最吸引眼球的是15时11分的微博：“据悉，上海楼市细则明天发布。”

　　25日，传言言之凿凿：“今天下午上海将宣布开收房产税。新购房以0.6%征收。不出意外，3点左右将发布。”受此影响，A股房地产板块午后加速下跌，盘中最大跌幅达3.47%。

　　当天下午2点，上海相关主管部门辟谣：仍未明确上海版楼市细则的发布时间表。

　　社会上为此陷入混乱，买房者倍感焦灼，房地产企业也无所适从。

　　有数据显示， 2010年5月，上海市商品住宅累计成交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环比4月大幅萎缩70%，成交达到5年来最低，比2008年低谷期还要低30%左右。

　　上海弘基企业集团副总裁高栋在微博上写道：“前个星期，一开发商突然叫停旗下所有正在打桩的项目，静待新政细则出台，等半天等来了有个专家称‘房产税三年免谈’，非常高兴，通知全面恢复打桩，继续深挖洞。后来得知这消息不属实，晚上开会准备再次叫停。“

　　刚刚消停了两天， 5月31日，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的通知》，其中“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9个字，如重磅炸弹，再度将人们的神经挑至极度兴奋，媒体惊呼：房产税真的要来了!

　　资本市场随即作出反应，地产板块午后大幅跳水，下跌3.41%，上证综合指数也下跌2.4%，跌破2600点。

　　此后半年，关于房产税的说法，仍然是一团乱麻，始终没有定论。

　　政府未必真要调控楼市

　　今年48岁的许城算是老北京人，父母辈就开始在北京工作，积下几处房产，自己也不年轻了，在房价暴涨之前，已经将需要的大面积改善型房和学区房之类的置备完毕，家庭拥有6套房产。

　　对于叫嚷一年的房产税，许城说：不讨论，也不担心。

　　“房产税全称是房产保有税，在国外比如美国，是对永久性拥有的财产征的税，而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拿来改善社区环境等等用途。但是咱们的房子本身只拥有70年产权，它不是我的，70年后政府理论上可以收回，重新评估等等，所以咱们学美国征收房产税本身就没道理，而且征来的税会用到哪里去?官老爷们是不是拿去吃了喝了，谁也不知道。”

　　“可是如果政府一定要征呢，我也没脾气，比如就像这个限制车的政策，二手车号牌不过户，这都没道理，可是你也没脾气啊。”

　　“我的房子都是我有使用需求才买的，政府不征这个，征别的，也一样。所以不讨论，也犯不着担心。”

　　“我觉得闹房产税都是为了炒作，快速挣钱。政府未必是真要调控楼市，因为还是有杠杆，允许炒，否则你把信贷控制住不就完了吗?”

　　许城说，自己刚跟财政部的官员接触过，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觉得房产税出不出台政府内部有很多争议，没有定论。

　　诸多问题

　　房产税出台迟缓，是因为在法理争议之外，其作用以及征收途径都存在较大的分歧以及难题。

　　陈先生2009年3月在北京南四环公益桥附近买了套房子，当时1万块钱一平米。“前两天我去问了问，两万五了!这连两年都不到。”陈先生乐呵呵地说。

　　房价自2009年初开始，继续以火箭速度上升。房产税被当做抑制房价的利器提上日程。但是房产税究竟能否起到这个作用，各方首先就意见不一。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认为，物业税和房产税一旦征收，对市场的影响会非常大。“社科院有个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说，日本征收房产税后，房地产行业立刻垮了下去，20年都没有再起来，经济也一路下滑。”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博客中则亮明观点：“中国的高房价根子在供给的不足上，但税收的板子却打在消费者的需求上。因此，将降房价的希望寄托于持有税的增加上，毫无疑问这是将希望建立在了冰上。”

　　任志强认为，从美国、意大利或其他任何国家看，出台房产税之后，没有一个国家房价往下走，从来都是往上走。美国从100点涨到了285点，翻了一倍多，接近两倍。从地方政府来说，要想增加财政税收，一定要抬高房价，大部分国家很清楚，税收根据支出来，尤其是房产税，如果房产税降低，财政税收就会减少，必须提高房产税所收的比重，比如说纽约从1.5%，提到现在的4%，但是纽约房价跌了吗?如果和最高峰时候比跌了，再继续下跌了吗?没有。

　　就如何征收，房产税也存在不少难题。

　　首先，要全国普查房产，实行实名制，否则如何征收?显然普查和实名制将会触动权贵利益，是比人口普查还困难的事情。

　　其次，车船税与交强险捆绑，个人所得税与公司和机关捆绑，房产税和什么捆绑呢?税务部门也不可能挨家挨户去征收，怎么保证房主会自动去税务部门缴税?

　　征房产税的前提是税务部门要掌握所有居民个人信息、家庭信息、银行存贷款信息、房产信息等，并且能够通过这些信息，对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居民采取制约和惩罚措施。这些都是税务部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外，城市间房产信息没有联网，无法查到在外地拥有的房产，这也是一个难题。而且，面对外地投资者怎么办?如果一个温州人去上海投资多套房，上海如果想对此人征税怎么征，“难道每年要去温州找他征税吗?”

　　克而瑞(中国)研究中心对浦东某高端楼盘的调查表明，在其实际认购客户来源中，上海本地居民仅占23%，相比之下，外地投资者的认购占了绝大部分，其中浙江客户占24%，还有14%的客户来自海外。根据属地原则，房产税划归地方，只能按同一征税地标准在属地计征，外地投资者的购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税。

　　再有，税基问题，无论是按人均面积还是按家庭套数或者按评估价格，都会带来荒谬的副作用，而且会被想出各种办法的化骨绵掌化去，防不胜防堵不胜堵。而且先不说在中国南北方之间、核心城市三四线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别，光一个北京或者上海一个城市，市中心和郊区之间，就无法用一个标准一刀切，“如果市中心是70平米，那我们郊区是不是该放宽到100平米?”

　　还有，房产税开征，各界纷纷认为对上海存量住宅的评估将会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目前上海注册房产估价师有1351名。根据中房信提供的数据，截至 2009年，上海存量房面积为4.98亿平方米。评估一套住宅大约需要3个工作日，按每套100平方米计算，上海1351名评估师大约需要1万天评估完毕，也就是28年才能完成，还不包括期间新增房屋面积。

　　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是，如果房价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上缴房产税的代价，那么征税对抑制房价一点意义也没有。

　　《投资者报》记者曾做调查，2008年9月16日雷曼兄弟破产至2010年12月21日，哪种投资可以让投资者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数据显示：房地产价格上涨最多，主要城市涨幅均超100%;其次是黄金，价格上涨达78%;再次是股市，上涨幅度达46%。而国际原油价格(以欧佩克一揽子原油价格为参考)则从91.26美元下跌至 88.58美元，下跌了2.93%，但同一时期，国内“93号”成品油价格从6.37元涨到7.17元，涨幅13%。

　　北方工业大学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有两个朋友，2010年都出手买了4套房子，一位在通州和香河各买了两套，一位在成都海南各买一套，泰安买了两套。不过这两位人士都不愿意接受采访。王女士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就是觉得政府控制不住房价，先把房子抓在手里再说。

　　纳税人众生相

　　“纳税人”身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如果你是大老板，开公司、开商店，肯定避不开各种商品税，例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等，也避免不了各种所得税，例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如果你只是一名普通的工薪族，月收入超过2000元，同样需要纳税;如果你业余写作获得了一笔稿费，转让了一笔知识产权，或是买卖了一套房子、汽车，甚至是幸运地中了一笔超过1万元的彩票大奖，还是要纳税;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无产者，工资不高、没有额外的收入，根本不够纳税的资格，但只要你的银行存款产生了一分钱的利息，依然需要纳税。

　　从广义税收的角度来说，任何人都逃不掉纳税的命运，只要你还依赖社会链条生存，还在吃饭、穿衣、住房，你就是一个“纳税人”。

　　“沉默”的纳税人!

　　美国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潦倒的克里斯因为没有按时缴纳税务局寄给他的税务账单，被政府强制从银行账户里划走了所有积蓄，克里斯给税务局打了一通满腹牢骚的电话，平静而无奈地接受了破产现实。“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死亡和纳税”，西方社会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这个论断已经在不同阶层中形成共识。

　　李媛艾一直赞同富兰克林的这段话，但她从来没仔细考虑过纳税对自己究竟会有多大影响。去年春天，参加完十几轮校园招聘，北京一家传媒公司给了她一份月薪6000元的offer，李媛艾粗略算了笔账：公司附近租间房子每月1500元，伙食费每月1000元，水电、交通和日常杂费每月1000元，平时逛逛街、人际应酬平均每月1000元，再加上其他一些开销、扣下一点税，算下来，攒不了钱，6000元的收入在北京生活也勉强够用。尽管拿着一纸名校硕士文凭，但不大景气的就业形势让她最后接受了这份工作，毕竟月薪6000元听起来还不太寒碜。

　　头3个月，因为还没毕业，李媛艾以试用的名义像公司其他员工一样上班，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福利，公司付给她80%的工资，这笔钱没有经过正式员工的工资系统，也不用交税。

　　7月份，李媛艾转正，让她始料未及的是，第四个月的薪水仅比试用工资高了两百多元，财务发给她的工资清单上：基本工资从5000元变成了6000 元，同时增加了1000元左右的代扣费用，包含了各种保险、住房公积金，最多的是个人所得税，将近500元。表面上月入6000元，实际收入居然相差这么大，李媛艾开始重新计划自己的预算。对于纳税，她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缴纳了将近500元的个人所得税，还有衣食住行里隐藏着的消费税，税负对于她来说不再只是一笔可以忽略的开支。

　　与克里斯相比，税务上的误差并没严重到让李媛艾“破产”，她也没有收到过政府寄来的账单，绝大多数普通的中低收入者和她一样，尽管时时刻刻上缴着赋税，却很少关心自己的收入被谁拿走、拿走多少、用于何处。对于“纳税人”的身份，李媛艾既熟悉，又感到陌生。

　　和李媛艾一样。2007年，杨玲参加一个交流活动，到美国加州勤工俭学。她在一家小镇餐馆打工3个月，向美国政府纳完税后赚了两千美金，期间去周边城市玩过几趟。回国后没多久，杨玲收到了一封美国发来的电子邮件，因为是境外短期务工人员，没有向美国政府纳税的义务，税务部门要退还她在美国居留期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总共有两百多美金，按照当时汇率，将近1600元人民币。

　　杨玲从来都没有保留税务凭证的习惯，退税手续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证明材料，但杨玲在美国时习惯性地忽略了税务方面的考虑，根本没有想过退税的事，连印有商品税务额的购物小票都没有保留。与美国方面用电子邮件交涉了一个多月后，她决定放弃这次退税机会。与她同去的朋友当中，只有少数人成功拿到了这笔 “意外之财”。

　　“痛苦”的纳税人?

　　一个普通中国人一生究竟要负担多少税?余刚在一家跨国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对税收问题比同阶层的其他人更加敏感，但让他回答自己一生要纳多少税时，余刚也犯了难，繁杂的税种和税收政策很难建立起一个标准的模型，很多时候他都只能说：“具体要看个人从事的行业、收入水平和消费行为。”

　　毕业时，吴昊放弃一份地产公司的工作，南下广州当上了公务员。与在地产公司做白领相比，公务员工资并不优厚，第一个月，他的各项收入相加勉强达到 4000元。不过4000元中，他所处行政级别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只有700元，没有达到个税起征点，其余大部分收入属于各种福利待遇，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也有专门的体系，总共加起来，需要缴纳的个税不到50元。除此之外，单位食堂和宿舍拥有国家财政补贴，相对于市场价格便宜将近一半，吴昊形容单位食堂 “5元钱什么都可以吃到”，从税务角度看，他又免去了一笔消费税。

　　距离广州150多公里的深圳，程明在一家台资企业从事心理咨询师工作，他和吴昊是高中同学。程明的基本工资每月3000元，如果愿意加班最多可以有 500元加班费。去年11月份，程明拿到了3500元的月工资，扣除各种保险和150多元的个人所得税，大概可以领到3100元。最近一段时期，长三角的私企用工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单位给程明安排了双人宿舍，为了降低员工伙食开销，公司食堂没有承包给外人，都是自主营业，程明形容“5元钱可以和一般的学校食堂吃得差不多”。

　　吴昊和程明都有对生活感到不忿的时候，区别在于，前者选择接受，后者寄望改变。

　　“精明”的纳税人

　　王莹是国内一家地产公司的职员，公司有个规定：员工每年有1.9万元的薪金收入需要用交通费和通讯费报销抵扣，平均下来，每月大概1600元。王莹有些为难，这个规定带来了很多麻烦，自己得拼命积攒发票，唯一的好处是，不用交税。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减少员工的纳税额，通常是像上面提到的那样将一些需要纳税的项目，通过报销等免税方式发到职工手中。合理利用“平滑工资波动”也是一种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常见方式，因为工资薪金是累进税率，同样一笔钱，例如12万元，一次性发的话将适用45%的税率，但如果分成12个月发，每月1万，适用的税率为20%，总共可以节税6000元。国家税法还规定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将按照除以12之后所得金额适用的税率征收，将一部分收入并入年终奖里发放，也可以部分节税。

　　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动力去冒这些税务风险和麻烦为员工积极做税务筹划。 在会计师事务所中，余刚的工作是为各种各样的企业筹划税务，和许多专门提供税务咨询服务的公司一样，只有寥寥无几的客户专门为个人所得税寻求帮助。税务筹划基本都是为企业制定减轻甚至免除税负的计划，提供避税方案。

　　不久前，余刚为一家广告公司做了份营业税筹划方案。按照税法的规定，这家公司的经营活动需要全额缴纳5%的营业税和3%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如果从广告客户那里获得了100万元代理费，两项税费分别要缴纳5万元和3万元。但同时税法还有另外两款条文：“从事广告代理业务的，以其全部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广告公司或广告发布者的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和“向广告发布单位支付的全部广告发布费可以从其从事广告代理业务取得的全部收入中减除”。

　　3个条文加一起，意味着只要这家公司能够提供支付过广告发布费的有效证明，就可以减少营业税的数额。假设同样从客户那里获得了100万元代理费，只要能够提供50万元广告业专用发票证明其支付了相应的广告发布费，两项税费分别减少为2.5万元和1.5万元。

　　唐慧从事资产评估工作，在她看来，利用法律条文自圆其说以达到减少税收成本的目的，是避税方法中比较高端和“常规”的一种，这种“常规”筹划涉及到很多法律法规和税务程序，前期还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和货币成本。一般的中小型企业更偏向于简单快速的“非常规”手法。

　　“非常规”手法的惯用思路是冒充高新技术企业、冒充小型微利企业、冒充经济开发区企业、冒充经济特区企业，这些类型的企业都享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唐慧接触到的冒牌企业当中，“假外资”最多：内地人通过在境外注册公司A，然后持股内地公司B，B就成了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不用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等，企业所得税税率也更低，除此之外，外资企业进口符合条件的设备免税，购买国产设备可以抵税，用分得的利润继续投资可以退税。

　　从2008年开始，国税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逐步取消了内外资的税收差异，又在2009年曝光了一批“避税天堂”国家名单，国际上正在合作抵制这种行为，流行一时的“假外资”在中国的生存意义越来越微弱。

　　唐慧说，相对于企业和高收入人群的避税效益，中下等收入者的避税完全是杯水车薪。

　　她用自己所从事的股权转让税务筹划举了个例子，如果A企业的一名股东想把自己在公司的1000万注册资本和1000万未分配利润转让出去，未分配的 1000万元利润按照净资产转让的话，需要缴纳25%的资产税250万元，但是先分配完1000万元的利润，只将1000万注册资本转让，未分配的 1000万元利润所得就只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200万元，调换一下利润分配的先后顺序，马上节约了50万元的税赋。

　　避税究竟合不合法?起码在法律法规内的避税是合理的，当肖申克苦窑里的安迪用自己的税务知识为同伴讨得一瓶啤酒时，没有人会责怪他。

　　(本文所涉及到的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公民税权手册》一本书折射的税权

　　目前在我国，纳税人拥有的知情权、监督权、诉讼权微乎其微

　　当你购买本期《南方人物周刊》时，所花费的10元钱中，有1.3元被用于缴纳增值税，有0.5元被用于缴纳营业税。

　　“每个人从出生时喝的奶粉到离别时的葬礼，税始终相伴、无处不在”——这是《公民税权手册》(以下简称《税权》)编撰人岑科首先要明确的常识——消费即纳税。

　　《税权》解释的第二个常识：纳税意味着纳税人让渡了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同时也应该获得参与税收事务的权利。

　　由本刊代缴最终产生的税款，上交到国家税务机关后，这笔钱会体现在什么地方?或许你能看得到自家楼下新增一处报刊亭，或许你看不到新闻出版总署新增一项评审项目。抱歉，无法对尊敬的读者给出明确答案的原因是，目前在我国，纳税人拥有的知情权、监督权、诉讼权微乎其微。

　　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

　　即使是《税权》的主编，岑科起初对税也不甚了解。直到自己大学毕业供职于一家软件公司，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税收和自己有关”。

　　1994年，中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800元。而岑科当时的月收入不足2000元，对缴纳不多的税“没什么感觉”。而他逐渐发觉“太多的中国人对税收常识极其缺乏”。

　　更可怕的是观念的扭曲。岑科对盛气凌人、办事拖沓的政府部门充满了愤怒，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也经常在聚会上说起这一年又去哪些国家“考察”了。“有时候我会做抗议式的一些表现，但我也知道，个人的力量作用也不大，”他的无奈多过愤怒。

　　2007年，一个名为“传知行”的社会经济研究所成立。这个非政府组织的创办人郭玉闪想给那些和自己一样，愿意研究民生问题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平台。用“传知行”的平台普及税制常识，这是《税权》编撰者的初衷。

　　郭玉闪到工商部门注册“传知行”时，被告知必须购买一台指定厂家生产的2000多元的税控机。那只是台普通的针打印机，市场价不过数百元，但对方说：“如果不买的话，你就缴不了税。”

　　编著有关中国税收问题系列读物的想法这一年诞生了。“税是民生问题中的核心。”郭玉闪说：“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比如腐败、消费者维权、农民土地被非法征用，哪一个归根结底不和税收有关呢?”

　　温家宝总理2008年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一段讲话备受关注：“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税权手册》从2007年的《税收的真相》到《税收与中国经济困局》，再到2009年的《追问“阳光财政”》，一直做着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公正公平的探讨。

　　“因为税一方面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腰包里的钱;另一方面涉及到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岑科说：“从历史演变来看，税是皇权社会下的‘保护费’，逐渐过渡到现代社会里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报酬——这样一个概念。”

　　“深入浅出”是许多读者对《税权》的评价。这也是岑科等人在编写过程中试图形成的传播理念，岑科没有联系太多的专家、学者，找来的多是有财税采写经验的媒体人，“写出来的东西，通俗易懂，流传性好。要找专家学者，可能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理论性，但流传度未必广。”有人甚至来信说：“书中揭露的问题，在现实中不知要严重多少倍。”还有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称赞：“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

　　尽管《税权》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遇到太大的政府压力，但由于信息不畅，编撰者得不到更多的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分析，这是手册的一大遗憾。

　　纳税人失去了什么

　　2001年，北京市西城区地税局策划了“向纳税人报告”系列活动，邀请众多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先进单位代表参观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市交管局指挥中心、中国科技馆等单位。希望通过邀请纳税人代表参观市政建设成果和科技公益事业，激发其纳税荣誉感和成就感。

　　而《税权》则认为：“这类活动即使举办得再多，规模再大，也掩盖不了中国纳税人权利被漠视的尴尬现状。”

　　“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的宣传栏。纳税人被灌输的大多是纳税义务观，极少被告知自己的权利有哪些。

　　《宪法》第56条单方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但却没有把纳税人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加以规定。

　　2008年的《税权》，岑科和撰写人想“普及纳税人主人翁的地位观念”，2009年，则“聚焦预算公开问题”。纳税人作为主人有权过问财政预算，“是很正当的要求，只是要求政府把花的钱公开而已”。

　　但这个“太天经地义”的要求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

　　2009年1月，中央新增4万亿投资的消息刚一发布，追问资金流向的公民申请便接踵而至。上海律师严义明要求国家发改委公开4万亿元资金来源及具体流向。发改委的答复中对总体投资计划做了概述，并未提及具体细节。这最终导致严义明状告国家发改委。

　　而作为中国首位获知政府部门预算草案的公民行动者，吴君亮成功地推动了深圳市的政府财政预算公开，过程也千回百转。

　　2008年，吴君亮和同事在中央十几个部门，以及三十几个地方省市区县一级部门申请预算信息公开，都被拒绝。他归纳的拒绝理由有6条，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理由为“国家机密”。隔年再申请时，“机密论”的只有10%，但还是找其他理由搪塞。

　　“深圳市把104个部门的预算都给我们看了。他们2008年5万多人花了169亿，相对来讲，应该是很清楚的一本账。他肯把账本拿给你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2009年的《税权》对福建省2008年一般预算支出进行了分析。在总计1137亿多的一般预算支出中，政府自身耗费的行政费用比重最大，约为 35%;政府用于间接公共福利的资金比重第二，为25%;另有去向不明的“其他”类支出21%;而用于直接返还民众的福利支出仅有7%;剩下的百分之十几，主要是政府在具体产业上的投资，反映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参与。

　　岑科总感觉“特别有问题”，“太不公开，很多支出就叫一个‘其他’，不知道这个‘其他’是用来干嘛的”，尤其三分之一的行政费用更让他觉得愤怒。

　　而《税权》策划和撰稿人之一，秋风认为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是人大机构的失职：“人大及其常委会最重要的工作，除了制定法律法规以外，就是制定预算，但我们各级人大都没有尽到他们法定的义务和责任。”

　　《2009公民税权手册——追问“阳光财政”》在网络上的下载量达到了50万次，岑科对这个传播效力“已经很满意了”。而秋风则认为“相对惨淡”： “公民的税权意识最关键的是，具有这种意识的人没有组织起来。假定有50万人下载了税权手册，不要说50万，就10万人，组织起来就是一股力量，全国人大就必须重视。老百姓当然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像美国的茶党，这是需要一个政治动员的过程。”

　　政协委员 阳光财政盼白头

　　“从我在上海人代会上提出账单透明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我头发真的白了

　　2001年，北京王府井书店尝试着在购书小票上分列两个金额——书价金额和税款金额，提醒消费者，比如购买标价100元的图书时，书价金额是87元，另外13元是你缴纳的税。

　　消费者指责本应由企业交的税转嫁到了自己头上。这个尝试最终因常识的缺失而宣告失败。由企业商家代缴的税最终都被纳入政府预算之中，商家也不愿“背黑锅”，购物票上再也没有了税款金额。

　　1997年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蒋洪教授，长期从事公共财政研究，他也是《税权》发行会上的特邀嘉宾。蒋洪在回忆以前每年审查预算时，所有代表都朝他看，说“蒋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回应：“我说不出比大家更多的话，因为给我的信息就是那么少”。蒋洪要求，“先把上海市财政的钱从什么地方来，用到什么地方去，原本地告诉我。”

　　很多信息空白。每当到预算表决的时候，蒋洪听到台上说“赞成的请举手”，下面举起一片。“我到底举不举呢?”那种表决方式不允许隐瞒自己——赞成的是举手，不赞成的也是举手，弃权的还是举手，“大厅里面，开会的人大代表860人，要把手孤零零地举起来是要下决心的”。

　　在蒋洪当人大代表最初的6年里，对预算表决投弃权反对票的也就是一两个人。后来改为按表决器，弃权和反对的人就多了起来，“我印象中最多一次是800多人里有100多个人弃权了。”

　　“情况不明的时候，你怎么能轻易表态?这可是大笔大笔的钱，都是社会公众来之不易的交给政府来管理的钱。”蒋洪还被选进类似于临时财经委的小组(那个时候财经委还没有产生)，先由这个小组产生一个政府预算看法，然后向人大代表宣读，最后通过人大代表表决。“所以这个小组的表态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领导对我说：蒋代表，你看对于这个预算是否可以做原则性赞成的表示?我说原则上我不能赞成。在那个会上，我依然投的是弃权票。”

　　蒋洪弃权的理由是：“老百姓交给你的钱，你没有全部拿出来，只是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给大家看。公众的钱到了政府那里，他放了3个口袋：一般政府资金，就是行政事业单位运转的资金;社保基金是另外一个口袋;第三个口袋是他用了很多公众的钱进行经营性的投资，这都是公众的钱。现在却只把一般政府资金预算内的亮出来。更重要的是，给我的预算数据是笼统的，就等于给观察的事物盖上了塑料布、毛玻璃。”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政府给我们的预算信息是扁平化的。只给你流量信息，收进来多少，支出多少，但是资产负债方面的财务报告，不管哪个口袋都没有公布。”

　　2008年，蒋洪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准备了一份大会发言稿，“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来呼吁一下阳光财政”，要言之有物.蒋洪给发言稿起了一个比较“雷人”的名字：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也白了。

　　“从我在上海人代会上提出账单透明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我头发真的白了。本来还遮遮掩掩的，还染染发，想让自己看得年轻一点，这下不用了。”那一年，蒋洪的发言稿被用作书面发言，没有让他参加口头发言。

　　第二年，大会筹备者打来电话，说：蒋洪委员，我们仔细看了你去年的发言稿，感觉写得不错，我们想作为今年大会发言的候选方案。蒋洪并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的要求跟现实比起来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我用的措辞也是比较激烈的”。3月7日，蒋洪接到通知，3月9日作大会的最后一个发言。“总体我们国家的财政透明度情况很不理想。如果是一百分的话，平均分大概是22点几。”

　　(本文和前文部分数据、资料引用自《税收的真相》、《税收与中国经济困局》、《追问“阳光财政”》，特此向《公民税权手册》诸位编撰者致谢，致敬)

　　税改不是万能，关键要靠制度

　　——对话吴俊培

　　房产税，一块投向楼市水池的试水石，瞬间击起了阵阵波澜。中国人对新税种的出台已经习以为常。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我们看到一项项旧税推陈出新，国家财政越来越丰富，政府有钱了，也更强势了。

　　税收不仅是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工具，也被当做调节价格和收入分配的手段。改革后改头换面的房产税果真能抑制房价吗?面对刚性难下的税种频频增加，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吴俊培。吴俊培曾任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武汉大学副校长等职。

　　征收房产税会实际降低公民收入

　　人物周刊：中国预征收房产税在您看来是否合理?我说的“理”有两层意思，一是符合财政税收学的原理和规律，二是符合中国的国情。

　　吴俊培：起征房地产税的想法，源于高层领导想借此控制房价，因为房价实在太高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有很大问题的——价是价，税是税。从理论上来说，有了税以后，这个价格应该还会更高。按正常规律，房地产价格，没有含税应当低一些，有了税之后反而更高。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么高的房价，有没有税收其实并不是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为了平抑房地产的价格向民众征收房产税，这绝对是错误的。

　　人物周刊：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征收房产税，您如何看待这些国家的作法?它们对中国征税有没有借鉴意义?

　　吴俊培：事实上，房产税对中国而言是特殊的。在国外，尤其是联邦制国家，房产税是地方财政的主要税种，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这合乎房地产税本质属性，但在中国不会这样。我们最初是想模仿香港征收的物业税，其实物业税这个名称放到内地来是不对的，因为香港的物业税是对物业管理收入交税，而我们征收的事实上是房产保有税。我刚才说了，中国房产税只是政府希望调控房价的一件武器。

　　人物周刊：所以您坚持认为，中国房产税的征收动机不对，而且也无法真正调控房价。

　　吴俊培：房价过高肯定是制度原因所致，应该从制度上进行治理，而不是这么简单地开收一个税。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征收房产税，会有什么可预见的后果?

　　吴俊培：现在房产价格的提升速度，远远超过了工资增长的速度。如果开征房产税，公民的实际收入将要下降。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危及公民收入?

　　吴俊培：对，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的房地产价格近十年涨了10倍，但工资总没有涨10倍，而政府是要按照房产价格的增速来征税的，那你当然就等于实际在降低大家的收入。这会成为一个问题。

　　总的来说，

　　现在应该减税，而不是增税

　　人物周刊：我们刚才在讨论房产税的时候，您一直在强调征税的动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税收成为政府希冀作某方面调控启用的一个工具。

　　吴俊培：没错。我们要去追究更深层面的问题。我刚才说了，房地产的问题你一定要去追问制度。中国社会现在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它当然也存在着其他的制度原因。比如说，你国有企业的老总，少说一年挣80万到100万吧，高的有上千万。到底合理不合理呢?这个问题你不去管，光用税收调节，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人物周刊：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

　　吴俊培：真正应该做的，是去理顺财政关系，完善预算体制。这个反而没有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

　　人物周刊：在没有抓住主要矛盾的时候，又过多地动用税收调节。现在有关减税的呼声很高。我注意到，“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到关于减税的问题。

　　吴俊培：现在从上往下都在关注“十二五”规划。理论上来说，减税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恐怕不会怎么减吧。中国的税制，总的改革思路上，政府还是不想大动，还是希望做些小修小补。

　　人物周刊：即便是小修小补，能够真正减些下来，也是值得期待的。关键在于，怎么去修去补?

　　吴俊培：很简单，就是降低流转税。流转税跟所得税不一样，所得税要经过核算，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流转税征收起来很容易。高额的流转税其实就是在要求大规模地投资现代化生产，比如三峡工程投了几千亿，但你到三峡工地去看一看，没什么人，都是现代化。我们投了几万亿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我们真的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了吗?工地上根本就看不见人，所以要解决就业，就要发展民营企业，才能带动就业。流转税降下来后，民企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就业市场就会好得多，市场经济也会健康得多。这种减税，对于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人物周刊：有的观点跟您不一样。他们认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第一要素。税收高了以后，可以用来改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

　　吴俊培：我个人觉得，现在这种鼓吹社会保障的言论就是一种社会浮夸。他们认为政府有了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有钱真的能解决一切问题吗?说到底，中国的第一要义就是解决就业，解决就业才能解决社会保障，才能社会和谐。回到税收的问题，减税如果能促进就业，就是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人物周刊：所以减税同样是在改善民生，税收减少了，公民福利并不意味着降低?

　　吴俊培：经济是动态的，刚才谈到减税以后就会增加就业，而增加就业，政府的医保、低保支出都可以减少，同样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对民众的福利更是显而易见。

　　税收问题需要综合改革

　　人物周刊：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争议最激烈的是认为现在个税的起征点太低。

　　吴俊培：个税，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正如你所说，我们现在讨论更多的，是提高个税起征点，或者叫免征额的提高。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改革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个人所得税占总的财政收入的份额并不多，像今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是8万亿，个人所得税也不过千百亿，这个比例不高。最关键的，我们没有抓住事件的本质，并不是说个税的问题在于起征点。

　　人物周刊：那在于什么?怎样的个税改革是有意义的?

　　吴俊培：个人所得税，首先应该按年计征，根据一年的收入决定怎样征收。但我们国家的作法是按次征收，有一次收入就征一次税。按次征收是中国所独有的，很不合理。按年征收的细节中，收入种类的不同，税率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第二，中国的一般职工，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薪阶层，原则上是应该不征税的。我们这套分配制度是先扣除，后分配。你早就已经给我扣光了，干吗还要再征我的税?所以，我们表面上没有交多少税，但现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8万亿，平摊到每一个纳税人头上，包括农民在内，一个人6000元。

　　中国的税制不是在明处，实际上你是交了很多税的。西方认为资本最后要细分到个人，以个人为基数来计算政府收入。我们是马克思的理论，社会需要先扣除，先把你扣下来以后，余下来再给你做个人收入分配。所以你个人收入感觉很低，但交的一点也不低。

　　人物周刊：不光是个人，企业要求减税的呼声也很高。中国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现在存在哪些问题?

　　吴俊培：在这里，我想谈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我认为，企业所得税应该取消，改为公司所得税，只对公司征税，对其他企业不征税。当然，这里存在国有企业制度的问题，需要特殊研究。

　　如果你属于私营企业，政府要是征收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的老板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就是重复征税，不利于私人投资。那公司为什么要征税呢?因为公司享受着政府的服务，理应以税收的形式作为交换。

　　人物周刊：私营企业重复征税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不合理的。

　　吴俊培：西方国家资本最终是要细分到个人。我们国有企业的利润最终分不到个人，保有利润当中用于再投资是要计算税收的。西方国家是要对个人所得税再仔细算一算，有没有重复征税，如果有，会退给你一部分，鼓励你投资。所以，退税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税收作用貌似很大，实际很有限

　　人物周刊：您今天说了很多次“不合理”，看来中国税收的问题的确不少。

　　吴俊培：本来税收是代表公平正义的一种规则，现在却要它发挥一些其他的作用，其实是把它当成工具。不去改变规则，而是用税收当工具，这不是治理根本的办法。如果我们只看结果，觉得你活不下去了，我给你低保;你钱太多了，我们拿一点收税，但是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你又不去治，结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税收不是万能的，作用貌似很大，但实际上它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应该在源头上治理就一定要在源头上治理，源头上不治，样样靠税收去治理，这本身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人物周刊：既然是错误的，为何我们没有及时去修正呢?

　　吴俊培：这种靠税收来治理社会问题的办法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些官员觉得，这个够简单、够轻松。事实上，社会治理是个综合的、复杂的过程。哪有这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