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两手抓”顺序 胡锦涛在西藏出手真狠

胡锦涛所做的第二方面工作，是加强对西藏社会的各项管理措施。例如，推动西藏自治区政府“对拉萨外来人员进行全面申报登记”等制度；辅以显示军威，阻吓各方挑战势力。

西藏宗教出家人员，经过十多年“拨乱反正”，有了很大增长，达到四万人，虽无法跟1950年僧尼佔西藏总人口11％以上相比，但是也相当可观了。这批人如何管理是当局最头疼的，胡锦涛和西藏当局虽然左右为难，但不断颁布管理措施，尽力做到外鬆内紧。

第三方面，是推动西藏经济开放搞活，活跃市场，其用意，是为了加快西藏经济发展，提高藏民生活水平，纾解社会压力，也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兴奋点，让大家将主要精力花在从事生产经营上。还有一层考虑，是想加强西藏与内地“祖国大家庭”的千丝万缕的经济文化联繫，从根本上巩固和加强西藏对中央的向心力、凝聚力。

胡锦涛因为有贵州工作的经验和社会联繫，对加强西藏与其他兄弟省区的横向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与毗邻的国家的交流十分感兴趣。因为党中央已对西藏有特殊政策和专门方案，做好了沿海省市分工包乾对口支援西藏建设项目的安排，无须当地领导到处求人，西藏领导人便将主要精力花在区域合作上。6月30日，胡锦涛以东道主的身份，出席在拉萨举行的“西南六省区经济协调会”。他参加外事工作会议，会见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拉纳?巴哈杜尔塔帕，开放边境口岸，搞活对外贸易；出席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各支行行长会议，推动加强金融管理和改革；参加自治区科技工作会议……

胡锦涛秉持儘量少曝光、少见报的一贯原则，低调当官。有细心人比较过同时期的省市区一把手在当地报纸上的见报次数，说胡锦涛相比之下在《西藏日报》上出现的次数“少得可怜”。他往往只是通过党报党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经常性地发出指导全区的声音，提出他认为值得重视的课题，提醒他认为值得防止的倾向。不过，该报记者伏开佑对胡锦涛1989年8月30日到9月7日深入藏北的特写《区党委书记胡锦涛那曲考察纪实》，算是一个例外。在文中，记者相当详尽地按天记述了胡锦涛如何争分夺秒地奔波，夜以继日地操劳。就从其中一天——9月1日看，其工作之辛苦可见一斑：

胡锦涛风尘僕僕地前往那曲东部三县，调查牧区。汽车时走时停，途中他进了那曲县德吉乡九村牧民欧珠家，在比如县夏曲乡、布龙乡，找到乡长询问农牧民温饱、粮食供应和医药费使用情况，并就畜牧业发展、如何防灾抗灾进行磋商。
265公里的运输线，跑了整整九个半小时，中午在车上啃了点乾粮，到达比如县城，已近黄昏。“此时已是飢肠辘辘，书记没有在这时停车就餐，而是先去视察投资一千万的比如电站。……对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与承包电站的山南电力建设开发公司工程师谈得头头是道，并一再叮嘱承建双方，一定要把好质量关。”

实际上，这样的日程，不是一天，也不是一趟考察之旅。而是长年累月地废寝忘食地奔忙。胡锦涛四处视察，调查研究，很快摸清了西藏自然和经济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发展方略。他认为：西藏80％是农牧民，农牧业产值佔总产值近80％，所以西藏经济仍必须以发展农牧业为主。重点开发一江两河流域（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使西藏这片腹心地带成为全藏商品粮基地、副食品生产基地、轻纺手工业基地、科技试验推广基地。建成羊湖电站、羊八井地热电站等骨干电站，基本解决西藏腹心地区供电问题。”“改造主要干线公路，发展民航，改善藏内外交通状况。”

胡锦涛又使出了他在贵州使过的杀手锏：“把发展教育、培养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作为根本大计，从基础教育抓起，努力使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是在西藏这一手是否能推行成功？恐怕未必，他自己也来不及看到实践结果了。

不过，我们还是惊异他的出生背景给他打下的烙印——徽州的两大人文特点，一是徽商，二是徽学。胡锦涛到了贵州、西藏，就把商品经济讲到哪里，把重视办学讲到哪里。

胡锦涛在西藏所确定的策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1989年12月18日他在主持区党委三届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西藏目前形势和面临任务》的长篇报告中，给西藏工作的概括：“一手抓反分裂斗争，一手抓经济建设”。

胡锦涛的这次讲话，中共的宣传媒体给予了相当显著的报导。胡锦涛强调“稳定局势，是西藏第一位的政治任务”。他表示，1987年9月27日以来拉萨多次发生的骚乱事件，既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又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其实质就是分裂祖国、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是西藏长期存在的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继续，也是国际敌对势力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组成部分。胡锦涛这番话，沿袭了党内正统说法，还将之推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极端。

仔细推敲一下这一“两手抓”的方针，不无玄机。当时，正是中共“六四”开枪镇压了民运、整肃了内部的改革派和民主派，反对改革和反对民主的势力气焰高张之际，中共高层对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一手软”全面批判，但江泽民提出“两手都要硬”，这两手中，还是经济建设这一手在前面。而胡锦涛提出在西藏的“两手”，竟把“反分裂斗争”放在了首位，颇有点“阶级斗争为纲”的意味了。

胡锦涛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体现了中共对西藏方针的又一次大转弯，儘管他到西藏后一再声称中央的西藏方针政策“没有变”。

早在1987年国庆骚乱后，中央的强硬派和许多在西藏工作多年的汉族干部（被俗称为“老西藏”）就认为，这是1987年初下台的胡耀邦对西藏独立势力姑息的恶果，要求改变西藏政策。当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西藏问题，出乎许多人意外，新当选的总书记赵紫阳一开会就说：“这次骚乱事件，基本上是长期‘左’的结果。”并决定委托班禅处理西藏宗教问题。 《西藏日报》随后发表社论，严厉批判西藏干部的“极左思潮”。

在中共的语汇里，“反右”就是要加强控制，“反左”就是要放鬆控制。赵紫阳认为拉萨骚乱的根源是“左”，那就意味著要进一步放鬆对西藏的控制。

但是出乎赵紫阳的预料，“反左”的后果，却是暴乱接二连三。1988年藏曆新年大昭寺传召大法会前，班禅受赵紫阳委託先去拉萨安抚喇嘛，宣佈释放去年国庆骚乱后多数被捕者，时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多吉才让宣佈给三大寺落实政策、退赔钜款，并当场向甘丹寺退还《大藏经》等，付给退赔款。但藏独势力并不领情。哲蚌寺喇嘛益西群培竟抢过话筒说：“西藏历来是一个独立国家，1950年汉人以帮助为名，佔领了西藏”；“我们要独立，落实政策是装样子”。

主张对藏独怀柔的中共主流派的努力再次遭到挫败。后来传召大法会发生了更严重的骚乱。这促使中央内部进一步反思权衡由邓小平制定、由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推行的西藏方针政策的利弊。
1988年6月15日至2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主管治安政法工作的乔石到西藏考察，旨在探索西藏骚乱的根源。他发出了与赵紫阳“反左”不同的声音，在讲话中说：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落实政策的目的和著眼点是要有利于广大藏族人民，落实政策侧重政治上的解决问题。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不能使寺庙成为骚乱的据点。在西藏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当与会的统战对象——昔日的贵族、官员与上层喇嘛，纷纷批评中共的宗教、语文、经济政策，要求建立更多寺庙、招收更多喇嘛、学校只用藏语文不用汉语文、中国政府给予更多财政补贴时，乔石愤怒地反问：中共已对过去的错误作了赔偿，给了他们高官厚禄，他们还要中共做什麽？把他们过去的僕人还给他们、让他们像旧社会那样生活吗？

乔石的话反映了中共内部主张停止对藏独势力执行绥靖政策的那部分人的声音。根据他的指示，西藏当局成立了寺庙政治清理工作办公室，从1988年8月下旬起派出九个工作组进寺庙，对参与骚乱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但这种政治清理，当时还是相当温和、有节制的，经过两个月的清理，真正决定当即清除出寺的只有25人。这是因为中共中央毕竟还是赵紫阳当总书记，他的路线佔主导地位，几次骚乱并未改变赵紫阳的看法，他还是委託班禅处理西藏问题，以抚为主。
但是在西藏1989年3月骚乱最后导致戒严，标志著邓小平制定的、胡耀邦、赵紫阳推行的西藏怀柔－绥靖政策遭到了决定性的挫败。紧接著“六四”事件爆发，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随之而来的，不能不是对赵紫阳的西藏政策进行清算，儘管其实大政方针打下的是邓小平的印记。而使这一切雪上加霜的，是流亡境外的达赖喇嘛，当年秋天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一跃而变成国际政治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