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5年4月毛授权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到1976年4月毛再度拿下邓小平，历时正好一年，而邓小平主动和江青叫板，并开展整顿不过半年。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为江、张等“批经验主义”向毛泽东告状；毛4月23日的批示和5月3日讲话对江青批评后，邓即主持政治局会议多次批江。与此同时，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开展全面整顿，顺带揭江，包括拆江的台，不断向毛转递各方面告江的信，甚至有意布置收集有关江的材料，鼓动马天水“反水”……整顿从经济领域出发，直逼江青的领地——文化艺术界，直逼毛掌控的教育领域及其试验地——两校。于是到8月14日便有了毛评《水浒》的出台，所谓“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显然是冲着邓说的。
毛评《水浒》成了一道分水岭。从此，毛不再待见邓小平而开始收拾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更藉势对邓展开反击，邓顶了一段时间，但已处处被动。
人们难免要问：邓复出前曾向毛发誓“永不翻案”，又明明知道毛江的政治关系，何以1975年春就胆敢向江青主动出击？是他真的相信毛对江青的批评？真的相信毛对自己的倚重？还是他看到林彪命丧黄泉，毛有难言之隐，周恩来病入膏肓，无回天之力，江青、张春桥积怨甚多，难以成器，毛自己老病缠身，不知所终，寻思收拾残局，捨我其谁？此题自有待深入考据，但可以肯定地说，邓小平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完全低估了毛垂死挣扎的力量。
10月13日，邓小平又转递了刘冰等人再次告迟群、谢静宜致毛泽东的信。毛说：“矛头是对着我的。”算是图穷匕现，于是以“帮邓”名义开始正式批邓。从最初的四个人，扩大到八个人，再扩大到17个人，几十个人，直到130多人，历时两个月。层层加码、步步为营。邓小平几乎没有什么抗争，虽经一再上纲上线的检讨，也无法挽救他一败涂地的厄运。
邓小平主动向江青开战，特别是开展全面整顿，无疑对“文革”的倒行逆施有一定拨乱反正的意义，从而赢得了社会民众的广泛赞许，加上邓小平在“文革”中首尾两度悲剧的下场，更赢得民众的普遍同情。但需要指出的是：
一，邓小平在与江青斗争中，在全面整顿中，主要还是打着毛的旗号，借重于毛赋予他的权力，利用他的行政资源，包括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以求恢复“十七年”一党专政的传统。
二，他对“文革”中民众的自我觉醒，自发地抵制“文革”、反对毛江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并无积极兴趣，更无在全面整顿中试图改革政治体制，实现人民民主的意识。
三，当“四五”运动爆发，亿万人民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毛江“秦皇暴政”，同时也为邓小平抱不平时，邓不仅没有和人民站在一起，而且还坚决与之划清界限，生怕与自己沾边。甚至还专门给毛写信，表示拥护中央就天安门事件所做的两个“决议”，并为“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感谢”。
四，对比邓小平的批江、整顿和人民群众的“四五”运动，可以看出，二者在否定“文革”和政治诉求上的迥异，即便在追求现代化问题上，也非同道。正因如此，不难理解邓小平虽遭毛的两次整肃，但他的后半生还是继承了毛的政治衣钵，成为镇压人民、压制民主的第二代专制独裁者，绝非偶然。
1975～1976年，是“文革”的最后一年。回望当年，我们看到那是风云会际，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年。
这一年，是毛泽东为“文革”垂死挣扎的一年，也是他生命走到尽头的一年。
这一年，是周恩来秉承毛的意旨，向邓小平全面交权的一年，也是周在肉体和精神极度痛苦中走到生命终点的一年。
这一年，是邓小平和江青你死我活争斗的一年，也是江倚仗毛最终击败邓并登上政治顶峰的一年。历史充分证明了毛存江在，毛死江亡的毛、江政治夫妻一体化的关系。
这一年，是中国民众普遍觉醒的一年，是人民群众运用毛为发动“文革”赋予的“四大自由”直指毛及其“四人帮”专制独裁体制的一年。（《新史记》第6期郑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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