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处置薄熙来案 切忌“突出政治”

　　已被“双停”的薄熙来将如何定罪如何罚?由于薄熙来本人涉及性质极其恶劣的贪腐问题，以及重大的刑事案件，引发可能被判死刑的猜测。而来自中共高层消息，党内目前有一种声音，担心该事件对中共执政党的信誉造成伤害，故提议“缩小范围”处理。

　　在观察人士看来，这是中共党内“讳疾忌医”的迂腐思想作祟。在当前这种资讯发达的时代，如果还试图有所掩盖，那就是藐视民众，这才是对中共声誉最严重的挑战。中共如果要脱掉“人治”政党的帽子，就不能再掉入这么一个过时的、封建的、政治化处理司法问题的传统。对薄熙来的处理，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勇于在任何层面依法依规处理，这应是中国法治成熟的表现，是保持国家制度健康的重要政治基础。

　　科学发展不是“保”出来的

　　《人民日报》日前也在头版刊登评论文章，痛斥腐败，强调“越是位高权重，就越要严于律己”，提及因贪污而于1952年被处死的中共官员刘青山、张子善。数日后，由习近平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发表题为《监督力度不能为官员级别所限》的文章，再次以被处以枪决的刘国定、冉益智、刘青山、张子善四位高官为例来阐明对高官监督不力对国家和党的危害。引发薄熙来可能被判死刑的猜测。但来自中共高层及已退高官消息称，党内目前有一股力量，担心薄熙来事件对中共执政党的信誉造成伤害，并由此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影响，故提议“缩小范围”处理。

　　有这样的声音存在并不奇怪，这部分人的考虑更多是从社会效果出发。一则，目前中国社会对于官员腐败深恶痛绝，而身处高位的薄熙来涉贪之大，正中中共痛处。二则，自王立军事件到现在，外界对薄熙来事件传的沸沸扬扬，权力斗争、路线斗争的传闻从未间断，这些都对中共的整体形象造成极大的损伤。然而，理解并不等同于赞同。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有了问题当笑话”。人，有了病，一定要听从大夫的嘱咐，老老实实地医治;有了缺点错误，也一定要听取大家的批评，认认真真地改过。否则，一误再误，病情会越来越沉重，错误会越来越严重，以至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一样适用于一个党。既然，“科学发展观”是中共提出的战略思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领导干部对自身存在问题的态度，是勇于自我解剖，还是讳疾忌医，这将是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能否落到实处的大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像蔡桓公一样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不愿自我批评，更怕别人批评；有的自视一贯正确，看自己一朵花，看他人豆腐渣；有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听到恭维话就笑，听到批评就跳；有的自我批评敷衍了事，不触及要害;有的干部批别人时是行家，自我批评时变哑巴。这些表现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是阻碍发展的大忌。当前，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深层矛盾和突出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重要的原因还是思想解放不够。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尤其是要敢于自我剖析自己的错误，勇于向自己身上的脓痈毒疮开刀，要“刮骨疗毒”，而不是“讳疾忌医”。

　　“被说服”才可“统一”

　　现代社会是信息透明的开放社会，随着网络、电视、报纸等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渠道增多，群众的民主意识增加，问题和矛盾都是掩不住的。

　　仍以重庆举例，虽然“重庆模式”吸引了不少眼球，但这些做法还是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质疑。再看此次薄熙来事件风波，从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起，整个事件迂回曲折、扑朔迷离，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民众还是跟踪参与了整个事件的进程。也即表示，中国老百姓今天对政治事件的知情程度已有很大提高。

　　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愈加“透明化”、“阳光化”的社会下，想人为的“遮掩”已经不可能了。与其去找“遮羞布”，还不顺应发展潮流，敢于面对群众，敢于利用网络、报纸、电视等现代媒体接受群众品头论足，把新闻媒体当成保健医生，从而预防政治微生物的侵蚀，强健自己的肌体。要让民众都听你的，最好的办法是你能够用事实和道理说服民众，令其心悦诚服、欣然景从。只有在“被说服”的基础上，才会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和信任，才会有认识和行动的统一。

　　面对矛盾往往需要换位思考，在这个问题上亦然。“不怕群众不听话，就怕自己不听群众的话。”群众是推进科学发展的主力，发展质量怎么样，他们最有发言权。领导干得怎么样，他们心里最有数。如果对自己的缺点不认真反思、对群众的意见置若罔闻，其结果很可能是缺点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大。长期把自己的问题捂着、掖着，最后只能让自己“窒息”，让发展受损。回到薄熙来事件，只有真相才能真正建立同民众的互相，其他的方式都只能是短视的。

　　《三国志•吴书•楼玄传》中有句名言：“兴国之主乐闻其过，荒国之主乐闻其誉。”一个民族有了缺点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民族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木桶效应”也告诉我们：桶里能够装多少水(国家整体实力)，并不取决于最高的木板高度(优点的发扬)，而是取决于最低的木板高度(缺点的改正)。对自己的成长进步负责、对单位发展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就要善于及时拿起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认真解剖自己。反之，党的肌体就会受到侵蚀和损害，党的各项事业最终也会受到损失。

　　人治不可回潮

　　进一步想，如果由于担心对中共的整体形象造成极大损伤，而对司法判决加以干涉的话，这个行为同那些直接干预司法机关工作，甚至人为地对案件处理发号施令的行为有何区别?这是否就与法治社会要求背道而驰了呢，或者说即是强化人治的写照呢？

　　诚然，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最急迫、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但是这不能成为弱化和抛弃法治，选择和强化人治的理由。越是在困难情况和复杂任务面前，越要坚持法治原则，对法治的态度不能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人而异，以短视的目光和急功近利的动机，实用主义地对待法治。

　　试想，如果推而广之，对社会矛盾的处理不依法进行化解，反而为眼前需要而加以人手，实际上造成的后果即是鼓励违法行为，打击守法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的成本，也就必将损害社会的长治久安。能不能坚持法治、维护社会稳定，不仅考验着执政能力，检验着司法水平，也决定着措施、对策能否最终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实行法治虽会有代价，但是可以避免人治必然造成的积累矛盾、陷入越治越乱怪圈的恶果，所以代价是必要的。

　　中共在决定对薄熙来停职并立案调查之时，就已彰显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鲜明态度，对腐败现象决不容忍姑息的坚定决心。并通过官方不断发声，称“中国是一个把‘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念的国家”。

　　“法治”的意义，即在于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会受到严肃处理。新中国成立后，在法治不彰的年代，刘少奇还明确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执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现在更应该坚持这个思想。邓小平曾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时至今日，这一论断仍然值得仔细地品味。

　　有功但不能抵过

　　司法权威是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必要条件。就薄熙来事件来说，如果因为政治化的原因，以换取减轻短期“社会效果”，而牺牲公正性、降低执法严格程度，势必将损害司法权威。如果司法之上还有一只“手”，势必会造成司法机关不可信任的社会印象。

　　目前官方给出的针对薄熙来的指控包括：1、与英国人海伍德被杀一案有直接关系，并有可能涉及其他多起重大刑事案件。2、数目巨大的贪腐金额和不明财产，其海外资产不止此前流传的80亿元人民币。另有媒体报道称，薄熙来夫妇向海外转移60亿美元巨资。

　　如果经调查上述指控均属事实，就需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判决。一方面，不论位有多高、权有多重，在法律面前都一视同仁。薄熙来虽然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重庆市前市委书记，开国元勋薄一波的公子。可谓位够高、权够重、根苗够红，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如古人所说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另一方面，虽然薄熙来在大连、重庆的确曾经做出了不少成绩，百姓爱戴他、拥护他，这是事实。但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了损失，对党和国家的形象带来很大损害，他应该受到惩罚，这也是事实。不管是哪一个事实，都应该尊重、都应该理解，但是就司法审判来说，就需要对两者有所“分割”。

　　纵然，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塑造了中国传统法律“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性格特征，重家族、重血缘、重伦理，但今天的中国司法制度，正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望薄熙来事件的处理，能真正做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职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