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说“医生收入很低”中国人都笑了！

万维读者网记者逸民综合报道：中国江西张卫国在5月9日给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的读者来信中说，曾分别在省、市、县三级城市的不同岗位工作生活过，也有不少昔日同学在医疗部门工作，所接触和了解的实际情况并非如卫生部所说：中国医生、护士的平均收入很低。

据来信分析，从工资收入上看，在省、市、县不同级次的城市工薪阶层，护士的工资确实不算高，总体上约处于城市中低层收入群体。其中，一般刚刚就业的小护士收入较低，而有一定从业年限，有较高职称的护士收入则稍稍高些。相比之下，医生的工资收入就相当地高了，一般医生的工资收入约是护士的二至十倍。如果说护士阶层对薪酬不满，尚能够理解，而说中国医生对薪酬不太满意，就难以令人信服了，也让人可笑了。

张卫国对卫生部所说“中国的医疗总费用低……是因为我们国家医生、护士的平均收入很低。不要说和发达国家比，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同行的收入比，都是要少得多”并不赞同，认为若以国外的相同行业收入来说事，那么中国绝大部分的行业都可以找出理由来加薪。准确地说，衡量一个行业群体收入高低，应该与同属地区、或同处城市的其他行业进行横向对比，得出的数据才会是比较精确的。

而若与私企员工、个体业者、机关职员等行业的工资收入相比较，仅医生的“阳光”工资收入都相当高，处于中高收入阶层。所谓“阳光”工资收入是指医院正常发放的工资收入，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劳动人事部门核发的包括岗位工资、绩效工资、津补贴等在内的档案工资收入，这部分基本与私企员工、个体业者、机关职员等行业工资收入持平，想必卫生部的“医生收入很低”论，就是根据这块收入统计的；另一部分则是医院内部根据效益情况以“劳务费”等名义发放的收入，是医生更大的一块收入，也是产生不同医护人员之间收入差距的一块收入。之所以“一般医生的工资收入约是护士的二至十倍”，就是由此而致。当然，上述收入还不包括红包等腐败收入。众所周知，红包是社会大众所痛恨的潜规则现象，但却是医生隐性高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当然，病患也只会送红包给手握生杀大权的医生，而没有哪个病患会蠢到送红包给的小护士。这也导致医生和护士收入极不均衡。

来信最后写道：因体制所致，目前的医疗系统尚处于半公半私的垄断地位，国家财政投巨额建设的医院，其经营方式却是垄断式的暴利。包括医疗、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的行业高收入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卫生部说“中国医生平均收入很低”，中国人都笑了！

（图：中国医生已成高危职业，深圳某医院医护人员戴钢盔上班）

据证券时报网报道，中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5月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称，中国的医疗总费用非常低，平均到每个人是200多美元。中国家用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医疗总费用的3%，维护了世界总人口22%人口的健康，人均期望寿命也达到了74岁。

邓海华说，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所言，中国的医疗总费用低并不是因为医疗技术和设备不够先进，而是因为医生、护士的平均收入很低。不要说和发达国家比，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同行的收入比，都是要少得多。

邓海华指出，卫生部对这个问题上高度重视，一直在重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医改的过程中如何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医改主力军的作用。

据中国青年报北京5月7日电，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中国医生对自身薪酬与待遇并不满意。医生们对自身薪酬与待遇并不满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选薪酬待遇榜三强。毋庸讳言，在中国，医生的劳动价格严重低于实际价值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对于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和医疗健康事业发展都有不利影响，同时也是医改环节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图：薪酬待遇榜10强医院）

另据中新网5月8日电，在4月17号召开的卫生系统2012年医改工作部署会议上，卫生部长陈竺在讲话中再次提到要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问题，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是要提高人员经费占业务支出的比例，保障医务人员获得与他的劳务价值相当的合理的收入，并且要向关键岗位、骨干岗位和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倾斜，体现多劳多得、优技优酬，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第二方面是要为医务人员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的空间，医改正在进行的全科医生制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护士培训、管理岗位培训等这些制度性的建设，给医务人员制定合理的培养、培训的规划，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通过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来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一方面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弘扬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另一方面，宣传医务人员中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也包括通过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和医疗责任保险等等方法来有效、切实地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医务人员的工作。

中国医改 墙内开花墙外香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秋霖在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文章《中国医改海外获好评》中说，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中国医改的进展和阶段性成果给予了较高评价。但对于三年医改的成效，中国国内却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有的甚至认为三年改革不成功，回到了起点。

为什么中国医改墙内开花，看上去却是墙外更香？

文章说，中国医改最受国际肯定的是其确定的改革方向。中国本轮医改在方向上的最大调整，是改革目标向健康回归，将健康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系重构的最终目标。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位，才引出了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和政府主导、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改革基调，才制定了当前更强调公平、向农村和基层倾斜的改革策略。

（图：中国医生已成高危职业，深圳某医院医护人员戴钢盔上班）

而这样的改革方向定位，正是国际医疗卫生制度发展的趋势，是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近年来对各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期待。

文章认为，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思潮。第一个思潮是二战以后将覆盖全民的医疗卫生服务和保障作为国家福利。为此加拿大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美国建立了针对老人和穷人的联邦医疗保险和穷人医疗救助制度。这个思潮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末，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提出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

1980年代，全球医改进入第二个思潮，竞争成为改革的主旋律，商业化、契约化、分权化、私有化等市场化改革策略在各国得到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实践。这些政策有利于提高医疗卫生体系的效率，尤其是医疗卫生机构的微观运行效率。但矫枉过正，很多政府卸去了在医疗卫生领域本应承担的责任。

之后，全球医改进入了第三次浪潮。从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对全球医疗卫生体系的绩效进行排名开始，之后的世界卫生报告的主题又开始回到《阿拉木图》宣言的理想，强调人人享有、全民覆盖，强调初级卫生保健，强调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

中国医改正是朝着这些方向努力，因此成为最佳的观察案例。

接着，陈秋霖在另一篇文章里分析了“中国人为何对医改失望？”这个问题。

文章认为，不同人群在医改中的获益程度不同，评价也自然有所不同。一方面，这是由医改向农村和基层倾斜的改革策略所决定的。“保基本”、“强基层”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村人口、城市低收入人口快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和服务，相对于城镇职工和事业单位人群，他们的受益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医改需要重新配置资源，医疗卫生体系中利益相关群体必然有得有失，尤其是在原有体制中获益最多的群体，最容易感受到利益受损，从而反对意见更大。

此外，中国医改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现基本筹资保障的全民覆盖，恢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第二阶段是提高医疗保险的覆盖内容和报销比例，提高医疗服务体系的质量；第三阶段整合医疗卫生筹资和服务，有效控制医疗卫生费用，提高医疗卫生体系的宏观效率。过去三年医改基本上对应在第一阶段，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