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其所着的《论中国》一书中，专列一章节来写六四事件（书中称“天安门风波”），其中透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情节。书中称，在1989年5月底，全国各种反政府抗议活动蔓延了中国341座城市，就连政府工作人员也参加到街头的示威队伍中。
而大量的境外记者聚积在北京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本来要报道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这个重大事件的。而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抗议活动，致使中国领导人被迫取消了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而降低规格改在北京机场举行。另外还提到了江泽民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在这一事件中没有赢家，也没有英雄。
在“六四事件”中，美国为学生领袖和民主人士提供支持，也为他们的出逃大开方便之门，中美关系也因此有了间隙或者说变得紧张。基辛格在书中描述，1989年11月，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与其进行了一次交谈。交谈中涉猎了政治、经济以及六四等方面的议题。
关于外交方面，江泽民表示，“除了台湾，中美之间没有大的问题”同时强调说：“我们没有边界争议。在台湾问题上，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良好的方案。”他说：“我们不输出革命，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这个国家自己来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自于我们的历史定位。”
关于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江泽民表示中国不会回到从前的闭关锁国状态，无论如何都会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就中国而言，大门一直是敞开的。我们愿意对美国的任何积极姿态作出回应。”但改革是自愿的，而非外界强加的。“中国历史证明，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我想用自然科学规律来说明问题。中国有11亿人口。她很大，有许多动力，但把她向前推并不容易……”
江泽民还谈到了他对“六四事件”的反思。他说，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没有精神准备”，又解释道，政治局开始意见不统一。他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没有英雄，学生领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
“六四事件”发生时，江泽民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那个时候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在闹学潮，而江泽民却在处理上海的学生运动中很慎重，他在事件初期关闭了上海一家很有影响的自由派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后来没有在上海城中实施戒严，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和流血事件，最后事件在上海很快平息下去，从而受到了中央的赞扬，也为他最后走上高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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