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华裔作家：薄熙来借走我的球拍未归还

　　美国华裔作家裘小龙。

　　美国华裔侦探小说家裘小龙曾师从着名翻译家卞之琳先生，他于1980年代留学美国，是迄今唯一入围爱伦·坡奖、获安东尼大奖的华裔作家。

　　美国《洛杉矶时报》称赞裘小龙“逼真地展示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也有人批评他的推理小说是在“云雨上海”，认为他所构建的中国还停留在1980年代末，一个住房靠单位解决、凭“国营牌价”优惠购买大闸蟹的时代，放在华文阅读领域，题材和视野未免陈旧，人物形象也不鲜明。现在裘小龙要将陈超侦探系列以一年一本的速度推出，这部《红旗袍》里的上海和中国也将加速发展变化，逼近“1990年代末期”。

　　在一次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裘小龙被问到《红旗袍》的灵感来源是什么?怎么想到创作一个因为文革时期的童年遭遇而心理变态杀人的人?

　　裘小龙说《红旗袍》最早的创作冲动来自一张名为《妈妈，到那边去》的摄影作品。照片中一个孩子拉着一位身穿旗袍年轻妈妈的手，欢笑着要奔向充满阳光的远方。我当时的年纪与这个孩子差不多，我母亲年轻时也爱穿旗袍，而在文革中，旗袍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象征(王光美挨批斗时就特意被穿上了旗袍，横遭羞辱)。

　　照片中的细节，在童年的逻辑里，不难让我去想像这母子俩在文革会有什么样可怕的遭遇。这自然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却依然会时不时在脑海中重新浮起。许多年过去了，我已身居国外，有一次回上海，在茂名路附近看到好几家时髦的旗袍店，历史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我又想起，文革早过去了，但那孩子童年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在今天会留下怎样的阴影?自然，还有他母亲——她能幸存下来吗?于是，我开始写《红旗袍》。

　　就这本书而言，也许更合适的提法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甚至当代中国——的灾难性后果和影响。所有这一切我们不能一味“向前看”而回避，也应该去反思在什么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会产生这样的悲剧，去反思今天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是否已有了根本改变。

　　裘小龙最近几年经常回国，也常与年轻的朋友们谈起文革的悲剧，他们或是压根儿不知道，或是漠不关心，仿佛文革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不能忘记历史的重要性，正是要让这样的历史不再在当代中国重演。

　　美联社6月16日发表了一篇对他的采访文章。在该文中裘小龙表示，中共官方仍然限制着所有创作领域，一个作家必须小心其小说创作中加入了多少刚刚发生的历史。即便对于出生于上海，现侨居美国的裘小龙说也是如此。

　　裘小龙出版的7本神秘小说系列通常都能找到现实生活中腐败、政治欺骗与谋杀事件的原型。他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因为患有支气管炎，让他免于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的军队碾碎了天安门民主运动，那时他正在美国圣路易斯留学，他决定不回国。

　　裘小龙与薄熙来还有一面之缘，在1970年代末时，他们都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裘说，薄熙来曾向他借过他最心爱的乒乓球拍，但从未归还。

　　“写中国题材文章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没有创作灵感，因为当今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好多故事”，裘说道。在谈到薄熙来案时，裘小龙说他不再为找不回他的乒乓球拍而耿耿于怀，但是薄熙来作为重庆党委书记时的执政方式让他感到不安，薄熙来大搞唱红歌，这让他想到了当年的文革。“唱红歌让人感到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性”，裘说道。

　　他的“陈超”侦探系列的创作始于2000年，第一部书名为“红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在这本书中他描写针对一个身为劳动模范的年轻女子之死牵扯出中共高官的故事。

　　裘小龙说，尽管他的书在中国也有出售，但是这类经典的推理小说相较于僵尸类小说还是一个异数。通常写僵尸类小说比较安全，因为在这类小说中警察与党员通常都是永远正确的。

　　“关键不是谁是真凶。在中国犯罪小说中，你知道是谁。”他说，“很多人知道谁是坏人，但是你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

　　裘说他希望“重庆阴谋”有一天也会出现在他的故事中。“我或许会将故事的背景与细节调整一下。我还想回到中国啊。”

　　裘小龙目前定居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他的妻子是兼职会计师，女儿刚从大学毕业。他认为自己海外局外人的生活有一种优势，如果回到上海将会被卷入买房、炒股的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