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关键一步：中共做执政党不做革命党

　　中共十八大换届即将拉开帷幕，胡温十年功过自有历史评判，眼下最让人关注的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否有所变化。作为一个通过长期武装斗争方式彻底推翻旧制度和旧政权的政党，中共地位上的翻天覆地并没有带来思维上的全面转变，还不能平和地将自己作为一个“新制度的建立者和管理者”看待，继而出现诸如“文化大革命”之类给中国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的行为。但不断向前发

展的社会，政党必须适应客观的变化发展，以革命阶段的理论来指导执政阶段的行为，已经失去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现实状况就是，中共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在“革命党和执政党”问题上模棱两可，而是必须旗帜鲜明完成这样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已经开启了序幕，习近平也被寄予了厚望。

　　中共做执政党思路早已提出

　　2008年9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性的党成熟过渡到一个将在中国长久执政的党；他并表示希望所有的党员、尤其是官员皆能基于这个改变而有所调整。在当时众多评论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突破，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共已成为“执政党”的概念就一直被提出。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这样的表述。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在谈到党风建设时都使用了“执政党”的提法。十二大报告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段表述后来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修改后收录，内容虽然没有用“革命党”、“领导党”、“执政党”这样的概念，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功能定位及其变化已表述得非常清楚。

　　十六大后，中共又确立和制定了“执政党建设的总体布局”，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中共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创新。胡锦涛执政期间就曾反复强调：“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更不容易。我们必须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更加突出、更加紧迫地摆在全党面前。”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共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一味地空喊口号，但在现实“地位转变”之后却长期未能实现“角色转变”，从而形成了“革命角色”与“执政地位”的历史错位和矛盾冲突，长期继续充当和扮演革命党的角色。

　　而且，地位的转变主要是在客观上实现了，而在主观上人们对执政地位的认识并没有到位。

　　“法治”是确立执政党合法性的最佳途径

　　作为执政党，中共的合法性也一直备受外界质疑。法治的目的就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彻底摒除“人治”成分，当然执政党也不能例外，但现实情况是“依法治国”提出了很多年，还仅仅限于“目标”，“党大还是法大”、“权大还是法大”迷思并没有去除。

　　首先，中共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根本差异是没有反对党，这个差异也就是东西方在讨论中国政治体制问题时混乱的原因。其次，中国特色模式的“一党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国以各种革命党的思维掩盖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包括发动政治运动和快速发展经济等等，以至于在天下太平时，就只有知识分子会从纯理论层次去探讨一党和多党的问题，一旦出现乱世，所有人就会从政治的虚无转化为批判，一党专政自然而然成为怪罪的对象。

　　这种对中共合法性的挑战也确实出现过，一次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共在文革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邓小平及其同僚将经济表现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服从作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以此解决了第一次危机。

　　1989年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二次合法性危机，解决这次合法性危机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基于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重新追求个人幸福的新的合法性。在20世纪末，这一方法似乎取得了成功，没有出现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反对派。然而，在腐败和可能的经济衰退面前，基于经济表现的合法性要求是十分脆弱的。江泽民时期的政府沉重打击了一些非法的政府活动，尽管如此，腐败和滥用权力仍然是经济改革以及党和国家稳定的长期威胁。

　　因此，如果要延缓在这个议题上的争辩只有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不过，长期依赖于此为合法性的来源也存在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对政治稳定这个合法性支柱也构成了威胁。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近年来有把民族主义作为执政合法性来源的趋势，这点可以从中国在外交上的举动有所显现。

　　但总归，法治是中共合法执政的最佳途径，也是目前人类社会探索出的治理国家最合理的模式，用“法治”划清“人治”界限，限制政府权力，防止专断权、特权甚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到近来出台的首部司法改革白皮书，中共正逐步通过司法改革切实推进法治。而薄熙来事件发生后，胡锦涛也在今年的“7•23讲话”中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温家宝在此后的“9•29讲话”中再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显示出中共高层“依法治国”的决心，而作为新一代领导人的习近平更应该要好好利用这个契机。

　　“新政治观”为习近平变革护航

　　舆论中，习近平广泛被认为将是一个积极进取型的执政者，最新展示被认为是其执政理念的是党刊《人民论坛》刊发的七篇有关探讨“新政治观”的系列文章。

　　其中总论文章忧心忡忡地抛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的问题；而由此带出的结论则是：只有打破各种陈腐的思维定势，扬弃“革命思维”，建立起与一个大国的身份及现实的环境地位相匹配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有真正美好的未来。

　　在主推文章《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中，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认为，新政治观，实质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着眼点，从重新解读和诠释政治的本质内涵入手，对政治意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诸内容所作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强调政治观更新，并非为了去除与他人存在的差异，而是为了满足时代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

　　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的文章则认为，革命党思维依然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问题的思考。思维方式转变不能完成有两个原因，一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中国从接受苏联模式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开始被曲解了，实践渐渐变得不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利益问题。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力维护。

　　该系列文章一时间在舆论中引起不小的反响，但由于党刊受众层面限制未能形成大的讨论。随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则接力刊文将舆论效应最大化。其中，《现阶段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并非尽善尽美，改革开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国的发展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大势所趋，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自乱阵脚，在犹豫徘徊中错失机遇、断送前程。《攻坚克难，永葆不惧风险的勇气》指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一旦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安于现状、止步不前，就会暮气丛生、积弊日深，最终积重难返。

　　分析认为，“新政治观”中反复强调的主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2008年习近平的党校讲话相迎合，是在为习执政后的一系列转变“护航”；而党报合力党刊造势向外界推介中共的未来理念是进一步为其接班后施展拳脚夯实基础。进而有分析称该系列文章是习近平意在向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革命政治走向划清界线，并针对标榜毛泽东路线之新左派的批判的一种暗示。不过，鉴于中共六十余年的执政经验，一味的去毛化显然非其执政意图，如果清晰定位的话，中共是应该是正在积蓄能量来“超越”革命党的历史角色，让“革命”作为曾经行动的方法和批判的依据，转而成为实践精神的指导或灵感，从而建立执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极面对，科学和批判接收，并逐步放开对西方的认识，彻底消灭极“左”思维，为中国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