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胡锦涛幸运 习近平被丢了一个大包袱

　　习近平远没有胡锦涛那么幸运，胡上任时，中国经济正蓄势待发，增长动力十足。可现在的中国却面临各项红利逐渐萎缩，经济失去动能的风险。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下降了一半，倘若追究责任的话，国际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外因，而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是中国各项政策的执行机关，也难辞其咎。

　　胡锦涛自2002年上任时就一直强调中国经济要转变增长方式，并且在十七大报告中还明确“又好又快”的指导思想。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增长模式还是投资主导。胡锦涛强调，“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发展就得求转变，“转变发展方式”不仅再次被写进党代会报告，而且战略地位已被提升到国家层面，而不仅仅是经济的一个方面。可转变总是意味着冒险，牵一发动全身。不论胡锦涛有心还是无力，在他的任上没能解决的“转方式”难题只能留给下届政府了。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中国经济学家黄益平说，他理解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刻意避免更为激进的改革。他说，从本质上讲决策者都是一个样。改革总是意味着风险。如果无需改革就能实现高速增长，那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呢？

　　不转变就意味着等死

　　胡锦涛上任时，中国对机器和基础设施的渴求意味着对工厂、道路和桥梁的投资通常都能得到回报。但随着此类需求趋于饱和，这种投资的盈利能力也开始衰退，打击了企业借款和银行放贷的意愿。这造成的结果是：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花旗集团(Citigroup)国际经济学家希茨(Nathan Sheets)估计，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从2008年的大约10%降至2012年的7%至7.5%。

 

　　财经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如果还不转变增长方式，那就意味着等死。欧洲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已经造成大量出口型企业倒闭破产，数万工人失业。中国经济的未来在本国，只有立足于国内消费，经济才能有不竭的动力。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问题的提法，对比十七大报告有了明显变化。战略地位“连升两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十七大报告中被放在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章节的第二小节，对它的定位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而到十八大，对它的定位已经等同于十七大时“又好又快”，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

　　不仅如此，十七大报告关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排在所述章节的第五位置（前四个是，过去五年的工作、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到十八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被排在第四，上升一位。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十八大的战略定位比十七大时要高，它是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全局，不仅仅关乎经济一个方面了。

　　除了战略定位的提升，十八大报告对于转变也给出了更深的认识。在十七大报告的表述中谈及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些转变基本还是从经济发展本身的一种转变。

　　十八大报告中谈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强调“转到经济质量和效益方面”，同时突出强调了创新驱动，这跟过去相比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对究竟怎么转、向哪里转、如何转等一系列问题的新认识。

　　分析人士注意到，十八大报告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条目中还讲到了一个“四同步”的问题，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工业化和信息化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比，发展的步伐相对快一点。一旦把“四化”同步问题解决好，才能达到协调发展、共同发展。

　　十八大报告还提到“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并指出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在具体建议中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对内需的定位更进一步深化。“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而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消费的措辞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还是作为三驾马车中的一份子来说的。这种变化反映出，中国决策层正在谋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未来扩大内需将成为中国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将成为未来中共的施政重点。

　　习近平为非公经济加开绿灯

　　国有部门的改革已经停滞，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倒退。胡锦涛执政时期，民营企业无法进入电力、石化和银行等战略性产业参与竞争。在此期间，政府还推出了一个旨在打造全国龙头企业的产业计划，导致国内经济扭曲，并日益将中国拖入与贸易伙伴的冲突之中。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峰说，尽管经过了30年改革，但民营企业在很多领域依然没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权利。

　　十八大报告中对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建议中，第一点就强调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在十七大报告中，相对应的内容表述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并且是放到“又好又快”第六条讲述。从“完善、健全”到“全面深化”，显现中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视程度更进一步。

　　十八大还特别提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十七大报告中，并没有出现针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直接描述。而且，两者的关系在这里还被定位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种变化正好因应了中国财经界对未来政府职能改革的诉求。

　　中国财经观察人士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调结构、转方式，政府改革是关键。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而不要越俎代庖。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要分清，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政府应该是一个公正的裁判员，而非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

　　十七大报告花了大量的篇幅讲国有企业改革、垄断企业改革、公有制经济。而十八大报告对这部分仅概述为“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报告对于非公经济，特别提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目前，关于非公经济的政策出台不少，但看得见却进不去的“玻璃门”始终没被打破。这种措辞的变化预示着，未来中国的政策会更多倾向非公经济，毕竟，非公经济承载了中国大量的就业。

　　外贸企业迎来新机遇

　　中国在立足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十八大报告还强调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这与沿用多年的“扩大对外开放”提法相比，“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意识到外向型经济“贫困化增长”的风险，将目标明确指向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提高中国从对外经贸发展中的收益，这是一种超越与扬弃。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逾30年，中国国内资本积累数量已能满足需求，外汇缺口已成历史，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开始逐渐明显，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包括原料和能源供给、销售市场、投资市场)已经相当可观，而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资本的开放度也屡屡触及天花板，现在继续片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无异于给自己施加约束，却不要求贸易伙伴承担向中国开放采购、销售和投资市场的义务，这么做未免太傻了。鉴于此，停止单纯使用“扩大对外开放”的提法，转而使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法，正当其时。

　　可是谁都知道，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了，未来的贸易还会怎么增长？对此，长期从事中国外贸研究的观察人士指出，第一是新兴产业出口；第二是随着部分最终组装和加工环节外移而增长的中间投入品，比如服装工业需要的面料、染料、辅料等等。第三是与中国海外工程承包相结合而出口的成套设备，中国在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外工程承包国。因此，“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不意味着中国只片面追求产业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引进外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会继续稳定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出口，提升其国内增值和出口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