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新书曝温家宝空投内情 原来这么回事

　　聚焦《汶川地震168小时》

　　温家宝说："把我空投进去"最后一个被救的孩子

　　2013年5月12日，有关汶川地震的纪实书籍《汶川地震168小时》出版。这本书的作者张良，从2008年11月开始对映秀的采访，经过3年时间，他记录了170多位亲历者的口述，重现了震后7天7夜真实的场景。

　　张良说：“这场被广为报道的汶川地震，其实还有大量的故事不为人知。这些故事不是新闻报道的重复，而是首次展现很多重要的，但在报道中被忽略的人物和环节。”

　　早在半个月前，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天涯论坛，短短一周，点击量已突破10万。

　　“违抗军令”救援映秀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一股相当于251颗原子弹的能量，从莲花心沟地下约19公里处汹涌而出。仅6秒，超过300万方的固体物质横扫了方圆2.5公里，扑向近在咫尺的映秀镇……村民董毅海在摇摇晃晃中，眼见着一块近两层楼高的巨石从山上滚落，冲向自家小院，顷刻间，四间房屋连“渣渣都没有了”。

　　10分钟后，中国地震局发布的第一条震情短信，被送到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负责人田义祥大校手中，国家救援系统当即启动。在这条信息中，震中地点被表述为汶川县，而真正的震中映秀镇未被提及。

　　张良在采访中了解到，汶川县城不在主断裂带上，如果以直线距离计算，离破裂点最近的县级机构是成都下属的都江堰;阿坝州数字地震台网发出的第一份快报称，在该州汶川县漩口镇和卧龙镇之间发生了地震，忽略了这两个地方之间、人口更多的映秀镇。

　　张良写道，地震发生24小时后，由22名军人组成的第一支先遣队途经映秀，他们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小镇只剩下大片倒塌的房屋，伤员、尸体就散落在这些随处可见的废墟里，幸存者疯狂地徒手抢救……先遣队当即决定“违抗军令”，就地展开救援。48小时后，第一支医疗队和消防突击队到达映秀。

　　温家宝说：“把我空投进去”

　　空军接到温家宝总理专机飞行任务的时间，是2008年5月12日15时12分。起飞之前，他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准备时间。十多名部长和副部长，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往机场，16时40分飞机起飞。救援指挥在飞机上就已开始。

　　因为进入汶川的道路尚未完全打通，5月14日清早的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会议上，温家宝向将军们要求：“把我空投进去!”这太危险了，大家一致劝阻。温家宝说：“我在西藏也坐过直升机。”他坚持要去，将军们不敢做主。情况迅速报给了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郭伯雄表示：“第一，我们有的直升机性能不是很可靠;第二，这个天气不适宜飞行;第三，请总理放心，我们已经派部队，向汶川开拔，一定会尽最大可能、最早时间到达汶川展开救援工作。”

　　最后，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范晓光与温家宝的随行秘书商量，共同寻找理由来说服了总理。

　　最后一个被救的孩子

　　2008年5月15日这天，天气晴好，映秀小学四(2)班的尚婷深埋废墟。她的四周挤压着十余具尸体，右腿卡在一具男尸的双腿之间，头顶着另一具尸体的头。脸朝下对着一具尸体，弯着腰，整个背部紧贴着上面的一块预制板，她用唯一可以活动的右手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了几只冰凉的手。此时，她的生命气息没有被仪器探测到。

　　在外面的世界，绝望击倒了映秀小学的校长谭国强，他四肢伸开躺在操场中间，周边布满他逝去的学生。只有不停流淌的眼泪表明他还活着，但哀伤已经让他心死。几天时间，四十多岁的他头发就白了。

　　16日清晨，尚婷虚弱的回应，终于被一位坚持寻找孙子的老妇人听到了。救援队伍艰难破开一块块沉重的预制板，尚婷得救了。几乎所有家长都流着泪用力鼓掌，虽然他们自己的孩子已经希望渺茫。刘顺秋看到了担架上那件熟悉的黄色外套，她大喊了一声，尚婷听到了，回应了一声“妈妈!”这个幸运的母亲向拯救者下跪致谢。

　　操场上，负责记录的女教师杨顺兰写下“212”，这个幸存孩子的数字从此不再变动。

　　张良：

　　记录别人的命运，

　　也改变了

　　自己的命运

　　记者欧阳春艳

　　2008年，曾在《南风窗》杂志担任副总编的张良，已经离开新闻界很久，在一家公关公司任职。5月12日发生地震的一刻，张良正在上海和客户商谈，在那个狭小的会议室里，他们都没有感觉到异常。桌上的电话很快响起，客户接听后告诉张良：“刚才有地震。”“哦。”这是张良仅有的反应，这连好奇都算不上，地震完全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随后几天，汶川地震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张良突然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我们正身处历史之中，需要为历史留下一些记录。写一本书，或许最有价值。”

　　最初，张良并不确切知道自己想了解什么，但新闻报道的信息显然不能代替它们。张良有意与那些“新闻一线”保持距离，在地震后3个多月才第一次踏足灾区。去映秀是一个完全偶然的选择，张良原准备将它当做一个起点，从这里扩展到更广泛的区域。

　　在漩口中学的门房里，张良遇到了第一个映秀人：门卫张志福的妻子马大姐。她热情地把张良留在了门房：你就住这里，吃就和我们一起吃吧。张良留了下来，晚餐和张志福还喝了点酒，开始了这本书的第一个采访。

　　从2008年8月开始，在映秀的采访，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那时张良承担着公司的管理职责，工作繁忙。在大部分时候，采访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他常常是在周五下班后直奔机场，在车内换下服装，当晚从上海飞到成都。周末两天在映秀完成采访后，周一搭乘早上的第一班飞机赶回办公室。

　　堆积如山的信息让张良沮丧，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过于疯狂，非要背负这样一个过于沉重的任务。困难和障碍也在不断出现，有大半年的时间，张良几乎完全停止了这项工作，只是偶尔整理下资料，甚至打算放弃。

　　2010年7月，张良抛弃高薪和股权离开公司，开始全职从事这本书的采写工作。因为此后的采访需要在全国各地搜寻那些曾经到过映秀的救援者和志愿者，这项工作已经无法靠空闲时间来完成。

　　在采访了3年多，足迹遍布四川、山东、江西、广东、上海等省市，共计采访了170多人后，张良身心俱疲“够了，到此结束吧”。于是，在汶川大地震五周年纪念之际，《汶川地震168小时》面世了。

　　书写完后，张良面临几个职业选择，可以回到以前的公司，也可以开办新公司，还可以回媒体，但最终他选择了教育创新研究。目前，他担任校长传媒机构副总编辑，并亲自负责一个小型高中实验班，带几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去全国各地游学。

　　“我原以为在记录别人的命运，但这个过程也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张良如此评价过去的5年。

　　《汶川地震168小时》书封图 作者：张良 凤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访谈】

　　记录不是重温悲伤和英勇

　　我一度没有信心去完成把自己想象成一架摄像机

　　读+：大家恐怕都对你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关于汶川大地震已经有这么多的新闻报道了，你还要写什么呢?

　　张良：这场地震发生后几天的事情，虽然有了媒体的高强度报道，但基于当时的混乱和时间限制，有很多方面其实是没有充分展现的。我们对这场地震的认识并不全面，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记录下来。

　　在书中，灾难本身只是记录的一部分，更多的篇幅在记录人们是如何面对灾难的，这包括震后孤城状态下映秀居民的生活、指挥调度和废墟下的拯救等。

　　读+：你怎么看待一本书在记录灾难、记录历史方面的价值?

　　张良：钱钢老师的《唐山大地震》，是我重点参考的书目之一。在地震过去30多年后，这本书仍然是我们认识那场地震的最好文本，这也显示了一本扎实的记录能带来长久的价值。

　　记录是为了不被遗忘，这并不是要不断重温悲伤和英勇，而是因为地震其实从未远去，它会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时候随时降临。

　　读+：5年前，你进入映秀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张良：那个时候，居民的生活远没有恢复正常，大家住在板房里，在集体状态下生活，私人空间还没有完全重建。在这种状态下，对于我这个看似记者的外来者，大多数人是热情而兴奋的。所以，我到映秀的第一印象，不像是到达一个震中重灾区。地震后3个多月，映秀已经不是地震当时的样子。我能感觉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所以将映秀最终定为这本书所要记录的唯一区域。

　　我一度没有信心去完成

　　读+：在你的书中出现了200多人，你是怎么联系到那么多的地震亲历者的?面对那么多的信息，你如何选择?

　　张良：最初的线索来自公开资料，我在一张大表中填充进去所有与映秀有关的名字，并按照身份背景进行分类。这就像拼图，最开始的几步是最难的。随着采访的展开，越来越多的采访对象加进来，他们渐渐串成了一张网。

　　书里最终出现的200多人，只是这张表中的一部分，已经采集到的故事大大超过最后呈现在书里的内容。我会特别关注独特性故事，这不是指细节上的差异，而是指某个故事是否能拓展我们对地震、对人性的认识。

　　读+：在这200多人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人有哪些?

　　张良：杨云芳、连蓉、都文欣这母女三代人，这是书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在她们身上没有任何激昂的、强烈冲突的、戏剧性的东西，但那种生死之间的处境和抉择，更接近大多数震后处于困境的人。

　　医生董成云和龙治代表着另外一种人，他们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指引做出一些举动，好像一面镜子，能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性善的一面是如何在灾难中具体运行的。

　　李大军、石凯、周庆阳，他们堪称救援者代表，身处一个体系内，如何在体系的要求和个人内心之间达成平衡，他们堪称典范。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会只是一个“单位人”的程式化的动作，而是能看到鲜活的内心世界，作为人的本能的反应。

　　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人，如剪掉长发救同学的20位中学女生、参与龙治救援队的几十位过路游客、夜晚在“死亡之路”上来回奔跑运药的铁军士兵。

　　读+：5年的创作周期，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在这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良：中间有过放弃的念头，主要是觉得工作量太大，没有信心完成。这个工作量不仅指遍布全国的采访，还包括海量资料的分析处理。当时我还在管理一家公司，时间极度缺乏。

　　因为当时已经不在媒体，和一些救援机构联系时并不顺利。比如，首次联系九江消防时，他们很难理解有人会私人自费来做这件事情，也无法判断我这样做的意图，所以拒绝接受我的采访。在第二年我才找到机会让他们接受我。

　　把自己想象成一架摄像机

　　读+：你是特意选在汶川地震五周年推出这本书的吗?

　　张良：按照我原先的想法，这本书本来会在更晚的时候出现。我原计划的采访时间在5年以上，加上写作、出版等环节，它的出版应该在更遥远的未来。离地震的发生远一点，也许更能让人静下心来读。

　　钱钢老师的《唐山大地震》是在地震后10年才出版，几本世界级的纪实经典，如《最长的一天》、《巨塔杀机》、《冷血》等，作者也是花费多年才成书。

　　不过，这种灾难记录的采写工作是我此前没有经历过的，我低估了它的影响力。在采访3年多后，已经感觉身心俱疲，所以就提前结束了。

　　读+：收集了那么多令人撕心裂肺的故事，有没有对你的心理造成影响?

　　张良：我在采访开始前，就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防止自己陷入某种情绪之中，这包括阅读一些心理方面的文章。整个采写过程中也一直提醒自己，我只是一个记录者，也可以说是旁观者。

　　我是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心态来做这一切。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架在映秀上空的摄像机，只是静静地停在那里拍摄下面发生的一切。同时，刻意在采访和写作中隐藏自己的感情，尽量让自己不受听到的故事的影响。我想自己基本做到了。

　　读+：这些故事不仅仅讲述人和事，也在记录人性。人类在大灾难中的遭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采写完这本书，你对人性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张良：对个人来说，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大多数时候，要看人是在什么处境下做出什么选择。有很多次，在听到某个人讲述完故事后，我会想，如果我是他，在当时会怎么做?我会试着以常识和逻辑去理解每一个人的行为。

　　至于媒体在震后经常报道的“大灾之后有大爱”，我相信那些展现的故事是真实的，但不能简单化解读。在这本书的采访过程中也感受到，无论是受灾者还是救援者，一个人的行为其实是带着更多的“自我动机”。我尊敬那些忘我的大爱之举，但也相信持久的爱需要更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