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的沙叶新表述，“六四”前夕，在北京高层的施压之下，江泽民压力非常大，以致于精神不济，开会时竟然连说自己有神经病，而后又把自己比作乌龟，让人倍觉不可思议!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沙叶新在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以下为沙叶新在20年后关于日记内容的补充：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作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在场的人都莫名惊诧。沙叶新称，江泽民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比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沙叶新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泽民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彤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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