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很难产生世界级的创新成果 为什么

　　想弄清为什么中国很难产生世界级的创新成果？先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搞体育的。

　　乒乓球桌在中国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无论是小孩还是退了休的老人一概来者不拒，这使中国成为乒乓球人才的储备库、乒乓球运动的创新者和领军者。与这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篮球场通常不对外开放，政府（这里是学校管理人员）决定谁可以使用篮球场，由于年轻人无处锻炼球技，篮球人才日益萎缩，其结果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庸碌无为。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遵循着政府牵头的创新模式，科学和技术部门首先确定主攻方向，然后提供巨额资金，并派遣大量留学生进行研究。这种模式在某些领域取得成功，例如空间探索、超级计算机和军用技术。目前，中国领导人正打算在生物技术、替代能源和新材料等其他多个领域复制这一政府牵头的模式。

　　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和科学家表示，这种中央规划模式带来的创新成果不足，那些已经被西方国家反复探索过的领域很难再取得突破。他们主张中国不要一味“追赶”。

　　清华大学经济学家白重恩表示，创新具有偶然性，需要大量参与者，因为1,000个主意里可能只有一个成功，就像乒乓球这项运动，在中国有很多草根民众参与。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新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国正制定一项有望引领未来十年发展道路的改革计划。由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由2010年的10.4%降至约7.5%，中国以及海外经济学家们担心，未来这一增速可能出现更大幅度的滑坡。这些经济学家表示，中国需要加快经济转型，降低对低成本出口和国有寡头的依赖。

　　这个目标该怎样实现呢？

　　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 Yifu Lin)认为，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仍然可以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再加以完善和低成本化取得增长。目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林毅夫称，中国的创新不一定必须以发明为基础。

　　但其他经济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学家蔡昉表示，需要允许大胆的想法涌现，以驱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国正处在一个由政府主导投资向以自由市场增长为基础的创新过渡的重大转折点。

　　对中国而言，这个转折尤其艰难。中国科学家抱怨中国政府过分关注抓人眼球的项目（例如超级计算机，根据Top500每六个月评定的榜单，中国生产的超级计算机计算目前速度最快），忽视了有助于带动新产业的基础科学研究。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数据，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美国研发预算中19%用于基础科学研究，假以时日，这种研究可以开创新的领域；而中国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支出仅占5%。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表示，中国的政治是一个重大的阻碍因素，存在很多科研禁区。

　　一些中国创业公司成功越过了这些障碍，例如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简称：腾讯控股)，这家公司的微信(WeChat)语音及信息服务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腾讯控股在政治和技术层面都十分精明。今年早些时候，腾讯控股首席执行长马化腾当选中国人大代表，虽然这是个几乎没有权力的机构，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标志着腾讯成为中国体制的一部分。

　　但即便如此，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表示，中国国有的电信巨头仍然握有很大权力，可以决定哪些互联网行业的想法可以商业化，因为它们掌控着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他说，垄断企业需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科技专家称，政府有时候对创新的保护不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弱，私营企业往往被禁止在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主导行业参与竞争，如通信、能源或电力生产行业。

　　但国内外多位经济学家表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管得太多，扼杀了以好奇心为基础的创新。科研经费必须经过行政审批，后者关心的是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的既定发展目标。腐败、或只是不明智的判断都可能会扼杀新想法。

　　未来几周，中国领导人需要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放手，让市场自由运转并鼓励好奇心驱使下的创新？他们放手的力度越大，对社会的掌控力就越小。他们掌控得越多，就越不利于可缔造新技术和新行业的创新活动。（　Bob Dav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