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和秘鲁和平解决领海争议，令人关注中国与邻国可否用类似方式解决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争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沈旭晖向本报指出，中国面对的争议与秘智个案至少有法院性质、争议性质和战略利益这三大方面的差异，难以师法。
无意以仲裁化解争端
首先是法院性质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简称《公约》），签署国可自由选择国际海洋法法院、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及特别仲裁法院，作为解决争端的机构。其中前两者需要双方皆宣布接受国际海洋法法院和国际法院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可是中国1996年批准《公约》时并未承认这两个法院。沈旭晖指出，中国本身并无意欲循这些途径化解领土和领海争端，秘智两国则主动接受由国际法院裁决，情截然不同。
其次是争议性质问题。沈旭晖指出，今次智、秘两国只涉及海岸线延伸的领海争议，可是中国面对的情牵涉复杂得多的陆地主权争议，例如与日本围绕钓鱼岛，与菲律宾则有黄岩岛等，在中日菲各方皆无退让之意下，秘智案例难作参考。
最后是战略利益问题。沈旭晖指出，今次智利和秘鲁各取所需，前者保住鱼获利益，后者可得收复部分领海之名，而所涉海域战略价值有限，再加上两国民族主义情绪相对较低，无冲突诱因，为和气解决争端铺出道路。相比之下，撇开经济利益不计，东海和南海对相关国家来说战略价值相当高，中国与日菲的民族主义亦较强，难言妥协。
沈旭晖﹕可借鑑星马岛争
沈旭晖认为，中国牵涉的主权争议，更加可以进行比较的是新加坡长年控制的白礁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长年为这个岛的主权掀争议，最终国际法院在2008年将白礁岛判予星洲，附近的中礁岛则交给大马，判决的关键是新加坡长年和平佔领白礁岛，未遭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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