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国仰赖江浙 高官辈出多仕绅

　　在当下中共政坛的政治光谱中，江浙出身或辗转“借道”此地的党政高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且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格局，其“政坛高地”的地位鲜有能与之匹敌者。诸如江泽民、朱镕基、黄菊，乃至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都曾主政江浙并将其视为晋身的政治资本，而像韩正等地方派则常年固守“阵地”也颇为外界瞩目。究其原因，江浙不仅占据东南富庶的便利，而更为有意思的是，江浙地区早已以家学渊源形成了明显的世族门阀势力，占据着令外界难以企及的政治资源，历代名家辈出。

　　尤其是在近代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上海，不仅成为东南乃至全国的金融经济中心，也往往以此形成影响政权根基的政治高地。中共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位后，江浙依然保持着能够左右中国政局的强大影响力，并形成根深蒂固的仕绅阶层。不过，这一影响力正如其历史上著名的“绍兴师爷”所扮演的角色，加之处于二次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其孕育历练职业技术性官僚的地位也在强化。

　　江浙政要团队庞大难有堪比者

　　江浙籍高官在中国政坛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担任过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浙江籍政要至少有32位，其中包括乔石、曾培炎等；江苏籍政要至少有41位，其中包括丁关根、江泽民、李岚清等。而在本届2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也有5位来自浙江、江苏或者上海，其中包括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上海）、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江苏南通）、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江苏涟水）、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江苏吴县）以及政协主席俞正声（浙江绍兴）。而在31个省市区地方大员中，亦有郭金龙、韩正、强卫、徐守盛和骆惠宁5位书记出自江浙；在政府一把手中，出身江浙的人数更多达9人，其中包括杨雄、黄兴国、黄奇帆、陆昊、李强、杜家毫、朱小丹、蒋定之和陈敏尔。

　　经梳理发现，在上述江浙籍的地方书记和政府主官中，徐守盛（江苏如东）、陈敏尔（浙江诸暨）、黄兴国（浙江象山）、李强（浙江瑞安）和蒋定之（江苏溧阳）均有过执政本省的履历。现年54岁的陈敏尔、现年60岁的黄兴国以及55岁的李强，都是从浙江官场起步的官员；现年61岁的徐守盛和现年60岁的蒋定之，也是在自己的家乡江苏起步。其中，陈敏尔和黄兴国在浙江做到副部级官员后才调任外省，徐守盛和蒋定之也是在江苏做到副部级官员后才调任外省，李强则在浙江逐步晋升为省长。而陈敏尔和李强在浙江的从政时间，又与习近平履职浙江的时间多有重合。

　　此外，在重庆市长黄奇帆、上海市长杨雄以及天津市长黄兴国三位江浙籍主官中，有两人的仕途是起步于上海官场。2001年，黄奇帆由上海转赴重庆任职，晋升为重庆市副市长，杨雄则一直留在上海。2003年，杨雄晋升副市长，与彼时最年轻的直辖市市长韩正搭班，随后，杨雄在是轮政府换届中顺利转正，成为上海市市长。

　　而除了杨雄以外，还有多位浙江籍官员担任过上海市市长一职。这其中就包括病逝于任上的前政治局常委黄菊（浙江嘉善）、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浙江桐乡）、因上海社保案入狱的陈良宇（浙江宁波）以及韩正（浙江慈溪）。除徐匡迪赴北京任职外，其余三位都在之后成为上海市委书记。而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也前后在浙江、上海历练近6年，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则接续其位主政上海一个任期。

　　由士族而至仕绅的转变

　　历经国民党统治时期，江浙地区之所以至今仍在中共政坛保持上述的绝对优势，必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自南北朝时期北方士族豪强纷纷南迁，逐渐形成垄断政权的门阀大姓，诗书传家，累世不绝。比如晋室南渡，甚至出现“王与马共天下”乃至左右朝廷废立大权的局面，可见其政治势力的庞大。尽管此后士族衰落，但唐宋“天下赋税实仰东南”已成定局。直至明清，以江浙家学渊源为根基的世家大姓，依旧根深蒂固地稳固掌控着当地的政权。

　　清代，官员的幕友多来自绍兴府八县，所以称绍兴师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直至辛亥革命后，绍兴师爷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遗留下的人文气息与世家大族之风，却世代影响着江浙地区的后人。

　　民国初造，混迹于乱世中的江浙人始终不断。出身浙江慈溪的蒋介石更是继承孙中山衣钵完成统一，定鼎南京。彼时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已经稳固，于是政商云集，江浙富庶之地仕绅阶层几成“世袭”，直至当今政坛影响力不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时下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家族。绍兴俞家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显赫的家族，历经百年而不衰，英豪俊杰辈出不穷，政界、军界、学界、商界全盘打通，家族成员横跨国民党、共产党，分布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可以说，正是这些岁月变迁中的历史积累，使江浙地区由士族向仕绅的转变孕育了肥沃的土壤。

　　经济为中坚领导人因素是关键

　　除此，国家领导人过去对江浙籍官员的器重，也是促使这里盛产治国人才的重要因素。例如，出生在江苏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任期间，同样为江浙籍的周永康（江苏无锡）、刘淇（江苏武进）、曾培炎（浙江绍兴）等人均得到重用，外界甚至用“上海帮”一词来形容一些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岗位上晋升至中央政府和中共高层，或是在江泽民在位期间被提拔的官员。再如，与江泽民同样是祖籍安徽却出生在江苏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其在任期间，李源潮（江苏涟水）在中共十六大上顺利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在仅仅两个月后就接替回良玉，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007年，李源潮又调到中央，出任中组部部长，并随后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中共领导人在用人上仍有意无意地显示出了对本籍官员的信任与重视，这也在侧面促进了江浙籍官员在中国政坛上的活跃与成长。

　　而今，江浙仍是领跑中国大陆经济的中坚力量，该地区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带，又得沿海开放风气之先，经济、文化繁荣发达。2013年，江苏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161.8亿元人民币（约合9,655.2亿美元），位列中国省份第二；浙江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7,568亿元人民币（约合6,131.1亿美元），位列中国省份第四；上海市全年实现生产总值21,602.12亿元（约合3,527.6亿美元），居中国城市之首。上述经济数字也令江浙地区在中国政坛上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一直以来，中共被认为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存在着某种特定规律：建政初期，百废待兴，来自川陕、湘鄂赣等革命老区的“打天下”型的官员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计划经济时期，全国集中精力发展重工业，来自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干部被派往全国“传播火种”；实行改革开放近36年后的今天，东部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先行先试的发展经验受到高度关注。也正因如此，中共在当今对干部的培养中，更倾向于把江浙地区视为考验官员驾驭经济发展能力的试验区，而江浙籍的官员也多因其在地域背景中养成的“太平仕绅”气质，更易于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和平年代崭露头角。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江浙世家大族的政坛势力也正逐渐被动摇。江浙地区在中国官场上的地位，正由主要贡献国家领导人而悄然转向了专业经济技术官僚的人才培养基地。江浙地带本身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在这里履职的城市主官因其得天独厚的资源，有着更为广阔的发挥自身执政能力的空间。而能够在此执政，也使得官员们更容易获得仕途精进的钥匙，进而使江浙地区成为官员政坛晋升的中继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