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兵：最近您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分析受到不少好评，不过该事件发展迅速，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其中读者最不解的就是危机背后的根本原因，您可以解读一下吗？
安德鲁：表面上是领土之争，背后是国家领导权之争与地方经济利益之争，根源却是国家体制转型危机。乌克兰与俄国在书面上都是宪政国家，具有几乎一样的民族文化，经济形态上有很大的相似，但乌克兰东西两地经济各自独立，这为政治权利划分埋下了导火线，最终导致大爆发。乌克兰没有当年西德的经济融合力，西方也不会提供这种补贴来挽救这个4000万人口的大国经济，这不是投票选举本身可以解决的，就如一个母亲与父亲无法用投票方法解决那个孩子有饭吃，那个没饭吃一样。乌克兰有非常不错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素质，可惜这个国家面临着美国林肯时代同样问题：我们应当分裂还是相互打仗？当年美国南方蓄奴是经济命脉，不打是不会妥协的。除非乌克兰可以出现一个林肯那样的领袖，谁都无法改变逐步分裂的现实，民主宪政机器本身不能提供这种机制功效。俄国人基本解决了国家经济共同体统一问题，对外依赖性相对较小，但民族分裂是块心病，这是俄罗斯民族特性，与英美民族的独立性不同，他们很容易把领土问题与经济利益混淆起来，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倒退，这何尝不是俄罗斯历朝历代的教训。最近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香港有些人欢迎彭定康要求“归英”，这就是中国版的克里米亚分裂主义例子，文化认同及经济利益与领土格局矛盾无法释怀，这还是要从文化认同感与经济融合两者入手解决，法国与德国就是例子。
那小兵：这是否意味这民主宪政的局限性？这对于正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国家有何教训？
安德鲁：我不认为是局限性，而只能说是适合性，这种适合性非常复杂。改革不是目的本身，它背后的动因何在？许多中国学者认为改革就要防止出现革命，这并没有错。但是，为何不改就会出现革命？大家很少细细去想。中国学者很崇拜美国宪政那套文本，以为抄袭过来就可以用了，但现实并非如此，看看埃及和泰国就明白文本与现实有多大的差距了。你总说我是保守主义者，的确如此，美国共和党人基本上都如此。美国独立战争是因为波士顿人反抗英国殖民者茶叶税闹起来的，这和现今乌克兰很类似，当年许多美国人说要投靠法国，就如现在俄罗斯族裔那样说要投靠俄国，幸运的是当时谁都嫌弃美国太穷，最后只好各州地主们联合起来搞出了美国立宪，因为大家之间权利义务都必须事先说好。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基督教清教徒，追求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如果是今天社会福利这么好也搞不起来了。直到今天，美国本质上是个自由企业国家，而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民主制度国家，这是中国人常常混淆的。美国人基本上都生活在一个严格法律管理的大盒子里，盒子就是“企业和机构”，企业管理依照严格科学机制，保证产品服务优质高效，保证市场机制功能最大化，严格遵守契约，谁不服从就必然被淘汰，这才是美国人真正的生活信条，其次才是博爱与个人自由。中国学者喜欢挑肥拣瘦学习美国，往往不愿意提及真正的美国精神就是企业精神。也正因为美国有这种企业精神，才能够应对各类经济需求挑战，具备了巨大硬实力和软实力，否则美国早就像南美洲那样四分五裂了，何谈民主？许多中国人不理解美国的民主宪政是如何产生的，其实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严格的基督教生活方式演化成了民主自治”，它超越了古希腊民主，也带动了其他民主体制产生。
那小兵：那么像中国这类不具备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如何能建立民主制度呢？可否以美国为例分析？
安德鲁：和许多美国中国通不一样，我比较认同邓小平的改革战略思想，同时也理解毛泽东的改革苦衷。毛泽东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洪秀全的“以教立国”的思想模式，但他选择了马列主义而不是基督教，强调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和镇压，但忽略了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型文化，他所建立的公有制并没有实现他的新文化理想模式。苏联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中国三十年前有过“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探讨，就是如何解决公有制下的生产力低效问题，包括自我瓦解的问题；这个制度要改革却不得不毁坏自己改革的能力。邓小平模式很有中国特色，“先补元气，再搞化疗”，用丰富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进入国际分工市场，逐步建立企业精神与经济能力，用新生活文化逐步淘汰旧文化思想影响，这也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部分。袁伟时教授认为中国改革最难之处就是“无法进入现代文明”，他认为文化基因改造最关键，我认同这个说法，这也是邓小平模式下可以逐步做到的。改革从问题而不是从理论入手，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精髓所在。美国政治试验和创新，恰恰不是一种常态。我们共同的老师亨廷顿说，“美国政治体制的这种静态性与美国社会其它方面经常不断的变化性适成对照。”“社会和经济的根本性变革就与政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结合在一起了。在一个勉力求新的社会中，政体却依然是古老而陈旧。美国的政治体制，在古老的政体和不断适应社会变化之间，在国家、州和地方的立法、执法和行政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美国的经验充分表明，一个社会的某些制度层面业已高度现代化之时，其它制度和层面或许仍然保留着很多传统的形式或实质。这也许就是事物的本性罢。在任何体制之中，变革与继承性须保持一定的平衡。”这就是说，任何政治体制，都可以变，都可以变得更合社会变化的需要。但是，如果为改变而变，为变求变，则可能失去原来的政治制度架构所能承载的震荡的承受力，结果欲速则不达，变革造成社会动荡。我认为这中国官本位文化结构中可以培养起西方基督教文化，从企业文化入手，以经济建设为动力，网络文化为渠道，最终中国必然进入理性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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