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暮光沉沉 中国模式迎来曙光？

　　台湾“立法院”议场的大门自3月18日晚被反服贸学生占领后，已经整整关闭了24天。虽然在一声声清场动员令下，议场主席台后侧方门前的障碍物已经被清理走，用绳索固定的椅子也被拆卸下来，失踪多日被五花大绑的院长宝座也完璧归赵，但是这场持续了580个小时的“民主运动”，也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是不是民主运动？占领“立法院”行动是否违背法律？台湾政治的未来走向如何？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寒竹对这一遗留问题作出的回答立场坚定，亦即占领“立法院”与民主原则背道而驰。根由在于，按照台湾的基本制度，不同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但必须尊重立法机构的决议，因为这个立法机构是经选举产生的，在名义上是体现了大多数民众的政治授权。如果每个社会群体都可以直接干预或否定立法机构的议程，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立法机构的合法性，从而也否定了产生立法机构的民主程序。所以，“太阳花学运”以抗议《两岸服贸协议》为由而占领“立法院”，不仅不具有民主性质，而且跟民主政治背道而驰。

　　既然背道而驰，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为何这场“太阳花学运”从一开始就被冠之以民主的美誉？或者可以说，为何这一扛着民主大旗反民主的运动能得到政客和学者的广泛支持？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归根到底，还是民主惹的祸。如果模仿“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之话语表达，可以简单附上一句“民主是什么玩意儿”；如果以嬉笑怒骂皆付笑谈的《明朝那些事儿》作为引子，也可顺藤摸瓜演绎出皇皇巨著《民主那些事儿》。何况民主汹汹势头可观，不只是台湾刚刚陷入民主的泥沼中，就连一些业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也正在经历艰难时世，普天之下弥漫着一股无以名状的对政治的幻灭情绪。

 

　　可以说，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西方民主病在哪儿？》（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点燃了这股幻灭情绪，并将几年前还大有统治世界之势的民主从幕后搬至前台，人人可辨、可思、可抨，昔日光环满载的民主已然是暮光沉沉。依照《经济学人》重磅文章传递的核心观点，西方民主病在哪儿？这得问中国。因为民主之所以失势，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金融危机，其二是中国崛起。金融危机造成的心理创伤与经济损失一样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弱点，破坏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垄断，美国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国过去30年间每10年生活水平就翻一番，故而中国精英阶层认为，中国的模式——共产党紧密控制，以及稳定的选贤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

　　且听中国精英阶层怎么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过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英文翻译的政治学者张维为是坚定的“中国模式”派，作为刚刚于2013年底成立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主任，张维为有足够的资本纵论中国模式，并牵头撕开西方民主的虚伪面纱，何况他的近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仅被习近平公开推介过，最近还位列中纪委必读书目推介书单。在他看来，民主正在破坏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因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轻视决策，还产生了小布什这样的二流总统。

　　除张维为外，因政论《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在2006年10月一夜成名的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俞可平，既是纵论民主的行家里手，也认为西方民主的暮光，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曙光。彼时，《北京日报》率先刊发俞可平此论；次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转载；紧接着，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一拥而上纷纷叫好。因为此文涉及到当局一贯避之唯恐不及的敏感领域，又得到官方媒体的统一力捧，外界也因此给俞可平贴上了“中国高层文胆”、“中南海智囊”的标签。这一次，俞可平的看法有些微调，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经过近10年的检验，在同一人身上发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民主使得一些简单事情“过于复杂和琐碎”，让“某些擅长甜言蜜语的政客误导民众”。俞在2006年成名作中的观点认为，有时候民主代价太高，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政客的过错。前者将罪过归于民主本身，后者将罪过归于政客。总而言之：要么是政客玩坏了民众，要么是民主惯坏了政客。

　　俞可平微调后的民主观，与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贝淡宁以及北京大学王缉思的观点不谋而合。贝淡宁曾极力推崇中国的选贤任能模式，因为政府根据五年计划实施一些政策，这些计划主要是为了长远利益而制定的，如支持清洁能源、高速铁路以及中国西部人口稀少的贫困地区的经济开放项目等。但西方的民选政府更容易受到短期选举利益考虑的限制，口惠而实不至，再加上一旦民主政府出现以后，就很难作出改变。所以，民主是个好东西吗？贝淡宁的回答坚定果断：至少不是最好的。至于王缉思，观察语录已被《经济学人》转录，“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社会动荡和骚乱”，中国则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从非洲（卢旺达）到中东（迪拜）、东南亚（越南），都在严肃对待这一问题。

　　中国提供的另一种模式，在销声整四年后于2013年年末再次被提及，彼时，多维新闻在《舆论场：销声整四年 中国模式论卷土再来》、《加强版中国模式 习李不再避讳“疑难杂症”》中有过详细论述。待到今时今日，面对中国经济转型期，国际上唱衰中国的声音又开始不断出现，是为中国崩溃论的翻版，也意图为势头强劲的中国模式降温。李克强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对世界越来越关注的这一问题给出了清晰的答案——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就是说，即便“中国经济失去光泽”、“中国可能面临自己的雷曼时刻”，但是一个经历过多年高速增长的大块头，更注重增长的质量和长期可持续性，而不可能再像毛头小伙子那样只顾往前冲。

　　一切经济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注或担忧，更多地是对中国政治模式的变相摸底。换言之，在西方制度模式面临风光不再的今天，尤其是那些将民主奉为护身法宝的国家，更需要用“中国必将走向失败”来寻求正能量和心理慰藉。不过，即便西方民主面临沉沉暮光，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即将迎来曙光？更进一步，中国的曙光中，又内在地包含有多少民主的成分？要知道，中国前不久发布的24字核心价值观，里面就包含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语词。这里不妨套用有“民主女神”之称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瑜的观点，“一个国家转型根本的力量应该是内生的，否则即使外力能帮助你走向民主化，也难以帮助你实现民主的稳固。”对中国来说，民主的道路要想稳固长久，可能也需要一股内生的力量，亦即规范大多数人政治记忆的当局者有民主化的强烈愿望，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和痴人说梦。

　　截至多维新闻发稿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对主张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和官员财产公示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作出终审裁决——维持原判，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也在同一天，网络推手“秦火火”涉嫌诽谤、寻衅滋事一案也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诸如此类的案件，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都无一例外地被贴上了当局扼杀民主、自由的标签。乐观地看，这也是中国式民主必须要经历的关卡和考验，同时，对伪民主的揭发也不失为推动中国内生民主向外发展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