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更像总司令 很少召集常委开会

　　邓小平无法忍受别人会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很少有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学生们确实要学习邓小平的政策，也会引用他的名句，但并不需要花时间背诵他的语录。

　　然而，尽管不搞崇拜，也没有令人敬畏的头衔——他的职位不过是党的副主席、副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却对权力的各个重要层面行使着有效的控制。他充分运用个人声望，大胆地创建了一套运作良好的体制，把一个国家建设得强大繁荣。他究竟是如何取得这一惊人业绩的呢？邓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邓小平在宽街的家中办公，那里位处中南海的东北方向，到中南海驱车用不了10分钟。随着听力渐差，他很难参加会议。他的听力问题是由无法治愈的神经退化疾病和不时出现的耳鸣所致，这造成了神经性失聪和耳内异响。他的听力在1980年代后期恶化，讲话者必须对着他的左耳大声说话。这也使邓小平认为，把时间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会议划算。他更喜欢读会议报告、听机要秘书王瑞林讲述会议的情况；王瑞林代表邓小平出席会议、跟其他高官的机要秘书会面以了解他们的看法。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8点用早餐，9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10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复。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片纸，那里总是干净整洁。

　　陈云要求自己的机要秘书每天为他选出5份最重要的材料，邓小平则要浏览所有材料，以便自己决定哪些需要仔细阅读。读过材料并对其中一些做出简要批示后，他把全部文件交给王瑞林和卓琳，由他们把他圈阅或批示过的文件转交相关干部，再将其余文件归档。邓小平圈阅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领导全党工作的方式。对一些文件他简单地写上同意，还有一些文件他会送回，要求做进一步加工和澄清，或提出再做研究的指示。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后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他在亲自制定战略时需要知道的情况。自1952年就担任邓小平机要秘书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意见时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王瑞林不事添油加醋这一点对邓小平来说很重要。有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使外界准确知晓他的想法，邓小平会写下主要观点，让王瑞林传达他的书面意见。

　　总书记是党务的执行官，总理则是政府事务的执行官，他们将所有重要问题交邓小平最后定夺，但多是以书面形式，很少亲自前往。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例会（但主要是书记处会议），总理主持国务院的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很少参加这类会议，均由机要秘书代为出席。机要秘书对自己所代表的人都十分了解，这一群机要秘书可以进行坦率的交流，避免了领导人本人因排名、权力或面子等顾虑而可能引起的问题或尴尬。

　　华国锋担任党主席时经常召开政治局常委的例会，邓小平则很少召集常委开会。当总理问他何以如此时，他说，“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么？”邓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确。他很清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要比把一两个领导干部派到不配合其政策的旧组织更容易控制权柄。中央书记处恢复后，成了一个处于他明确控制下的全新机构。邓小平把这个为全党提供最高领导的新神经中枢安排在中南海北门内，让他亲自任命的胡耀邦负责，领导党的日常工作。政治局成员在书记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们在这里召开例会。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一个更大的行政单位，负责起草和传达文件，处理北京党中央各单位和省一级党委的来往，书记处则要小得多，它只为最高领导服务，就像一个党的内阁。

　　邓小平的见解有助于形成共识，但在书记处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一般不会做出最后决定。一旦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书记处就会拟出文件在常委中传阅。常委们会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或是做出简短批示，在后一种情况下，文件会送回书记处进行又一轮修改。最后，由邓小平“拍板”批准一项决策或文件的最终措辞。

　　有些高层官员，大多是政治局以下官员，被任命为书记处书记。与秘书不同，他们都有管理权。政治局成员以及这些书记处书记下面都有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某些系统的工作。比如彭真领导着管政法的领导小组，万里领导着管农业的小组，宋任穷的小组管人事，余秋里的小组管工业和运输项目，杨得志的管军事，胡乔木的管党史和意识形态，姚依林的管经济计划，王任重的管宣传，方毅的管科技，谷牧的管外贸和投资，彭冲的管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周边）的工作。

　　其他最高层领导人有时会不同意邓小平的决定。最初，邓小平也不得不与陈云商讨经济问题，因为陈比他懂经济，且陈的意见在其他领导人中享有很高权威。在军事领域，叶剑英退到一边之后，邓小平再也感觉不到还有谁的意见能对自己有所制约。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邓小平有几十年的经验，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信，因此很少向别人让步，尽管在具体事务和起草文件上需要借助于专家。即便其他领导人不同意邓小平做出的决定，他们也会遵守党纪，不会公开表达异议。

　　邓小平可以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随意交谈，他与总书记和总理的关系则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单独会见他们。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按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处理公务。邓小平通过他们提交的书面文件，借助于王瑞林的补充，去了解他们的观点。

　　邓小平偶尔也跟与他年龄相近的老干部见面，如杨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与这些人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这一由多年知交组成的小团体有着高度的个人信任，使邓小平能够对政治气氛和人事问题做出更可靠的估计。邓小平与杨尚昆有着特殊关系，他们同为四川人，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是邓小平和军队之间可靠的联络员。邓小平与给他写讲话稿和起草文件的笔杆子，尤其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也有着比较随意的关系。相比总书记和总理，邓与他们交往时更为轻松。

　　邓小平用不少时间准备每年的中央全会，因为这种会议能在两百多名正式中央委员和一百多名候补委员中统一思想。他用更多时间准备每5年一届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它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使人数更多的党代表统一思想。在筹备这些重要会议时，邓小平会与总书记和总理一起工作，列出他要涉及的重大问题的议程，然后让他们和胡乔木等人一起领导文件和讲话的起草。对于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之后通常会进行新一轮的编辑加工，作为能传之久远的历史档案收入他的《文选》。

　　像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邓小平一般会去较温暖的地方住上几周。夏天他会去海滨城市北戴河避暑，那里是高层领导人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交谈的地方。但是对邓小平来说这些“休假”其实也是处理党务的机会。例如，1984年他在广东和福建的经济特区过冬时，肯定了它们取得的成就，把它们确定为沿海发展的样板。在1988、1990、1991和1992年，邓小平视察上海等地，推动了加快上海市发展的计划。

　　除非在正式场合发言，邓小平讲话一般不需要笔记，而能讲得条理分明。通常他唯一的笔记就是他讲话的主题以及他所要诉诸的人群。1985年过了80岁以后，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写、编辑和陈述的长篇讲话。除了1992年南方谈话等少数例外，他的讲话不再被加工成有标志意义的长篇文件。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的需要的仗义朋友。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行为一贯、统制方式始终如一。（傅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