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逝世次日，《纽约时报》刊文点评他的一生，赞其为“政治奇才”。
文章称，纵观整个20世纪，恐怕没有人的政治生命比邓小平还长。他既不是学者，也不是诗人，但他是位实干家，专注于解决当下的问题，不受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羁绊。
1978年，历经风雨后，邓小平执掌中国最高权力。彼时，他74岁，由于年事已高，在外界看来，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似乎仅是这个国家的过渡之需。但事实上，他统治了一代人。
在掌舵中国后，邓小平很快就把中国扭回到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们的实际收入开始翻倍。很多中国人看上了电视、聊上了电话、用上了洗衣机。农村人口与饥饿作斗争的现象亦大大减少。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大繁荣，彻底提高了12亿国民的生活水平。预计到下一个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跻身世界第三，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译者注）。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农民，似乎对邓小平为他们创造的20世纪以来中国首个长期和平、稳定的环境而心存感激。也正因此，邓小平的领导人地位无可争议。
事实上，邓小平早年游历西方的经历使得他的战略眼光更显开阔。1979年1月，他告诉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中国需要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他同时告诉美国商人，中国需要他们的资金和技术。
在所有变化中，经济结构重组是重中之重。当时的中国人迫不及待，还未等新政策出台，便纷纷“下海”。农民开始养鱼、养虾、种水果，新兴的市场活跃在每个小镇。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民也不再种地，转而加工日常物件，比如玩具、烟花爆竹、服装等。
总之，拿之前任何一个标准来衡量，农民们都富起来了。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盖新房，这一热潮也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
而在工业改革领域，邓小平的起步显得较为谨慎，他选取了广东和福建的沿海地带试点经济特区，相应的税收补贴政策吸引了香港的制造业巨头前去投资。
1991年，苏联解体，这似乎使邓小平坚信，防止由中共执政的中国重蹈覆辙的最佳途径是经济增长。
“少说话，多做事。”邓小平这样告诫中共党内的其他同志。他这么说，意在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具体行动上来，以促进经济增长。
“要让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最终相信（社会主义），最终靠的是我们国家的发展。”邓小平在1991年底强调，“如果到本世纪末，人民的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那样可以唤醒他们一些。到下个世纪，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我们可以跻身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行列，那样就会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到那个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由衷地意识到自己当初搞错了。”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曾于1949年亲眼目睹中共接管南京，那时他还是一名少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称，“如果你回顾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这150年，不能回避的一个结论是，过去15年（1982年至1997年）是近现代中国所经历过的最好的15年。”要知道，中国的贫困已持续太久，亟需改变。
而在生活中，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育有5个子女，她陪伴丈夫挺过了重重难关。
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其父亲的传记中这样写道：“在孩子们眼中，爸爸内向寡言。但与老朋友和老同事相处时，他却很健谈，声音也很洪亮。”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邓小平自谦道，“感谢你大老远跑来看望一个中国老头子。”可见，邓小平的形象并非总是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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