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小确幸” 何以外貌平和内在戾气

 

　　【匆匆这年，来自村上春树的“小确幸”在藏着“民主女神”的太阳花下甜腻腻地铺满台湾。九把刀、魏德圣等一众人士，忙不迭地将透着发展沉滞期的霉味的小确幸裹进味甜糯软的蛋糕里，大声叫卖的滑稽模样犹在眼前。在这一块块“蛋糕”之下，“小确幸”以一种软化剂与凝结剂的方式，使不同的信念体系结合成一个巨大的霸权丛结，并且诉诸青年的朴素社会意识。远非一个软绵绵的生活态度，而是一个强悍的政治建构“小确幸”，在“反服贸”“反核四”的声浪之下，成为了这一年台湾政治中意味深长的隐喻，就连当了一千天“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女士也感受到了小确幸的不确定，直呼“不能再以小确幸为志”。又到一年岁末时，明年的台湾，还信“小确幸”吗？】

　　“小确幸”这个夹着浓浓东洋风的外来语，来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的是生活中“微小但确切的幸福”。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分别在2002年和2007年出过的《蓝格汉斯岛的午后》以及《寻找漩涡猫的方法》这两本插画散文集，大概就是这个词飘洋过海来到台湾的两个载体。但这个词来到台湾后，浸染流行，成为现在的流行语，大概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在台湾，人们对这个词的掌握大概也无异于村上春树的本意吧。我问了几个朋友，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他们的回答，用词遣字虽有不同，但也不过是多灌下一些水，把原先的三个字泡开罢了。“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喽”──他们说，但这还是难以释疑。

　　我会对这个潮名起疑念，想要把它弄清楚，是因为我对它有点直观的不适，但究竟不适在哪儿，也一时说不清。是因为知识分子放不下的那种精英习气，总是不甘心随俗从众吗？有可能；我心里头会冒出这样的一股质疑的原初欲望，和那个“批判习气”可能摆脱不了干系。这样一警惕，于是只要稍加反求诸己并推己及人，也就发现自己其实不需怎么宽容就能这样想：有谁不曾在生活或生命的匆忙、压力、单调、失意或悲伤中，享受过片刻或哪怕是瞬间的安定、喜悦或满足？站在一个大医院的福利社门口，一个白发老太太经过你，又转过身来，很斯文很气弱地请求你帮她把她手上的刚加过热的保久乳的瓶盖给旋开，于是你旋开了，交给她，跟她说：“您慢喝！”，然后你感到一种“小确幸”。或是，一阵带着童年熟悉气味的微风突然拂面而过，让在异乡的你惊讶感动驻足，直到那气息与那回忆消失无踪，于是你有了一段“小确幸”。或是，疲惫不堪的你，跳上一辆公共汽车，找到一个靠窗好座位，慢慢地一站一站地在雨季的夜暮的城市里前进，像一个城市游魂般，你静静地安全地端详着人行道上或行或止的伞下的一张张或怔然或怡然或木然的面庞──于是，“小确幸”吧。或是，在一个冷冬钻进一间暖暖的、嘈杂的、灯色昏黄的小咖啡馆，吁吁气、搓搓手，喝上一杯热咖啡，拿一本平常不会看的杂志，几乎完全无意识地翻看着，啜饮着──“小确幸”。或是，在一个大夏天午后，走进一家便利店，吃上一个大冰淇淋，比个“V”手势，来个自拍上传……这些“小确幸”，如恒河沙数何止千万，而就算这些不是你或我的“小确幸”，你或我也没有一点资格质疑别人的“小确幸”。不是吗？那么，为何“小确幸”这个词会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以下算是我个人的“困而求之”吧。

　　“小确幸”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暗喻

　　的确，对待“小确幸”，不能以一种“批判知识分子”的傲慢对之直接否定。但是，是不是可以从而放到另一极端，拒绝将之知识对象化，仅仅看作古今中外无所不在的“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我不认为如此。因为这里毕竟牵涉到一个客观的知识问题：人们为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此处，台湾2013~2014），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一个新名词，来指认他们的“幸福感”？如此说来，“小确幸”应该被视为存在于一种特定历史与社会条件下的能指，它并非“古已有之”。 “小确幸”固然是各个人所经历的不同的幸福感，几乎是人言人殊，但如果我们把“小确幸”仅限定于这个个人层次，那其实也同样意味着拒绝知识对象化了。因此，有必要将“小确幸”视为一个“社会事件”或“思想事件”，在一个时代的/社会的层次上掌握其“思想意义”。是这个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提问意识，允许我从这个名词的直观意义中跳出，对其分疏化与脉络化。

　　先对它作些概念分疏吧。如其名，它真的必须要“小”，它拒绝和任何大（哪怕是仅仅稍大于自我）的东西挂钩。因此，“小确幸”和“宗教性”或“类宗教性”（天、道、上帝、良知……）无关。我们当代的“小确幸”与一个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家庭平日晚餐桌前的晚祷所散发出的那种“确幸”无关。同样的，也和古代中国士大夫“无愧平生之志”的那种道德笃定感的“确幸”无关。其次，它经常远离大自然。不论是“独坐敬亭山”，或是“悠然见南山”，不管是“华尔腾湖”，或是“茵尼斯弗利岛”之类的“确幸”，都与它无关。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既失去了孤独的能力，也失去了在大自然中感到幸福的能力。再其次，它原则上无须以劳动或任何积极实践为前提。我们的“小确幸”与东西方农民在稻堆麦垛畴间庭前悠然吸杆儿烟的那种（算是小的）“确幸”吧，也无关，那太折腾了！

　　但“小确幸”之所以高调唱“小”的最重要的原因，以我看来，是预设了对任何不轻飘的（从而不愉悦的）因素的话语排除；不但对他人的苦难愤懑要不闻，对自身的烦恼困扰也要不问，眼前的固然，历史中的更是。说到底，“小确幸”之所以“小”，在于它否定或掩饰时空深度现实，只图一个“当下”，只争一个“我的”。古人说“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近人说“侵略者的炮火使整个华北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这里的“满堂饮酒”与“平静的书桌”指涉的既是一种对于“小确幸”的追求，也是追求者同时所深刻自觉的紧张感与不安感，因为自我的小小幸福和超越自我的、更大的、更连续的历史与社会之间的连带是无法斩断的。相对而言，我们当今的“小确幸”恰恰是对这些“大”与“深”的切割与隔离，唯其“小”、唯其“扁”、唯其“平”，才能保证其“确”。“小确幸”叙事所预设的社会空间，可能就恰好符合撒切尔新自由主义的规定：“没有社会，只有众个人”。而“小确幸”叙事所预设的历史时间，则是断裂的、破碎的、当下的。“此时、此地、此我”是“小确幸”叙事的三个主要梁柱。“小确幸”是一种激进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反命题。

　　因此，“小确幸”是一个“扁平现代性”的观念产物，而同时，也反过来支撑这个扁平现代性。“小确幸”是建立在一种高度的世俗性、个体性与民粹性之上，并以商品物质性为其背景。它与任何“崇高”、“伟大”、“道德”、“理想”、“历史”、“群性”或是“类存在”都无关。是的，就只是“无关”，它连嘲笑它们都懒得，何况批判？因此，“小确幸”所反映的首先是一种特定的主体状态。原子化的主体频繁地在“发现”、“发明”，以及“命名”它的某种其实很容易就流淌过的某种细小的碎片化的感觉，这当然和网络时代的出现有关，人们表达、记录、传播自己的经验感受的机会比以往不知多多少倍。好比，以前吃过一顿好早餐，也就吃过了，但今天我们可以将这个早餐类宗教仪式地对象化，拍照上传，和别人分享我们的“小确幸”。“小确幸”常常是一种对“自我”的微笑自拍，是一种对“自我”所比的一种“V”手势，是一种自我“治愈”。

　　“小确幸”的被指认与被需求，因此反而泄露了这个指认与需求主体的某种贫困与无奈。当我们把这样的主体摆放到社会与历史层次时，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到“小确幸”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展现了深刻不确定性的年代中的一个精神现象。仔细检视一些“小确幸”叙述，几乎都可察觉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不被言说的当代家庭（或“亲密关系”）、工作（或“劳动过程”）、政治（或“权力分配”），乃至道德审美领域中的某种深刻病理性。这个不被言说的后台以及拼命被言说的“小确幸”前台之间的反差，不妨让我们如此指出：“小确幸”反映的是一种“苦中作乐”，不，其实是“苦中指乐”。这样说好了，不必提什么理想国，我们比较难以想象，假使在一个有很多“大”的或“体制化”的人生保障（“确幸”？）的社会里（好比美式福特主义或日式家父长公司或西欧福利国家），或哪怕仅仅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社会里，会出现“小确幸”这样的一种大众话语吗？相对而言，当资本主义发展步向沉滞低迷，当实际工资减少、社会保障被缩遭砍，生产弹性化、超时加班、失业危机，坠落底层而无安全网时，“小确幸”就成为了一种深具无奈感的个人/大众需求。它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饱受不确定与无望感的青年人与中年人的挫折与痛苦的一种表达。它是一种失去理想、梦想、未来，或任何自我超越可能的“主体”的自卫/自慰性精神状态。

　　于是，在商品时空中散放出来的“小确幸”，事实上透着一股资本主义发展沉滞期的霉味。难怪这个词是从经济长期停滞的日本冒出来传过来的。你能想象在资本主义上升期中的社会里，会发展出“小确幸”这样的流行话语与流行感受吗？那里有的是资本家及其信徒的狂热，以及几乎具有同样热力但又有对抗的价值与希望的工人运动。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不好，但更坏的是不景气时代的资本主义。“小确幸”恰恰就是建立在没落或沉滞资本主义社会之上，但它不但不提供任何质疑或是反抗这个大环境的立足点，反而是一种软绵绵的取消，像是一种没有热量的“代糖”，一种掩盖无力感的“有效感”，一种“每一个人的宗教”，一种不断自我强制提醒的“幸福”。因此“小确幸”反而倒过来支撑了这个深具问题的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小确幸”是一个甜丝丝的“政治学概念”，它是硬梆梆的支配性政治概念（例如，新自由主义、攫取性个人主义、多元主义、旁观者政治，以及消费主义）的一种软化剂与凝结剂，使这些不同的信念体系结合成一个巨大的霸权丛结。

　　作为一个隐藏的“政治学概念”，“小确幸”不只扮演上述角色，它还蕴含了高度敌对性。“小确幸”的“拥有”（“这是我的！”），让拥有者不得不产生一种危机感──若是哪天连这个也都没了，那该如何是好？这样一种对可能威胁的恐惧，对可能敌人的焦虑锁定，于是就成为了甜丝丝的“小确幸”的同体反面。今天美国的“全球反恐”是一个立即的例子。历史上魏玛共和的极右派（以及之后的纳粹）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所追求的即是一种当时德国版的“小确幸”，要在充满危机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稳固地保有他们谓之“家园”（heimat）的“小确幸”。于是“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甜甜小确幸的苦苦大前提。“小确幸”于是也可能是一个妒恨或怨恨认同政治的隐喻。

　　这么说来，“小确幸”远远不是日常的、常识的“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而已，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沉滞期所产生的一种高度政治性的特定文化想象，是精神焦虑不安、物质前景黯淡的原子化个人企图在当下的感受中以碎片化的经验安慰碎片化的自我的一种小诡计──这可以说是“小确幸”的一般性考察。

　　但是，问题来了，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其实这个词在它的发源地日本，并不曾成为流行语。我问了一个日本通朋友，她说，对耶，我每天都看日文网络新闻，没看过这个词呀。她帮我问了两个人，一个是大陆人待了日本12年，一个是日本人，这两位也都异口同声确定地说“没听过这个词”或“至今没有在电视里看到或听周围日本人用过”。我自己又直接问了一个日本朋友，他说他也没听过，他顺便评论了一下，说这样的一种名词是村上春树那一代的60年代日本左派后来走上虚无主义的不令人惊讶的普遍状况。

　　于是，这个非常有趣的对照就自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指引：要理解“小确幸”在台湾的流行，除了得在新自由主义现代性，或资本主义沉滞期的文化再现，这两块与日本社会的“交集”之中探索，还要在之外寻找。在之下的讨论里，我将借由“两岸分断”这个特定架构进行掌握，而这个架构至少包括了发展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两岸特定历史关系这几个面向。我将要指出，“小确幸”是一个当代台湾版的认同政治的建构。

　　“小确幸”是“台派”的“文化无意识”

　　从1960年代到大约1980年代，台湾这个社会是不会出现“小确幸”之类的话语的。粗泛地说，那个时代、那个政权，与那个社会，进步或保守，好或不好，都浸润在某种“理想主义”大话语中。我们可以回想50年代开始的全球冷战对峙以及“反共大业”，60年代开始快速增温的资本主义发展，70年代的“十大建设”，70年代的保钓运动与乡土文学运动，70~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80年代下半叶的解严与社会运动狂飙……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与“小确幸”这样一种感觉结构在方方面面的对立。当然，这样说，也意味着今日的“小确幸”也可能是之前诉诸的正反“理想主义”或“宏大叙事”的失落，或对其中的问题性的反动。那时，人们当然也在各个角落里寻求他们的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但那和今日的“小确幸”在精神内涵、表征方式，或是社会分析上，都是有巨大差异的：不大自恋、没有霉味，也没有拜物。借用许信良在《台湾社会力分析》那本书中所用的语言，那时的台湾人（当然指的是中小企业主）正“拿着007手提箱”昂然地满世界跑。

　　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期的这十多年或可简称为“李扁时期”的年代里，台湾人民也还是不会讲“小确幸”或任何相近的话语，因为在经济上，台湾的繁荣未退，大陆也还未“崛起”，而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这时又是台湾民族主义的一个前所未见的上升期，并拿着斜眼瞄着对岸，对自身民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满与自信。2006年“扁政权”贪腐内瓤的破裂溢出，以及红衫军的反贪倒扁运动，首次让这个自信与自满的气球严重漏气。而同时期，台湾的经济疲态已现、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烧煤自杀一时成风。虽然红衫军这个运动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清楚其意义与效应，但似乎无可否认的是它的话语里并不包含“小确幸”或类似情愫。“礼义廉耻”这个被绝大多数参与者所认同的道德标竿，无言地旁证了这个运动所追求的某种“大”，以及与“传统”或“中国性”的某种非对抗性姿态。

　　2008年，政党二度轮替，“马政权”上台。同时，“中国崛起”业已成为一个不可轻易否认的现实。在台湾，“中国崛起”被论述成只有一个逻辑可能性，那就是“中国威胁”（或“中国因素”或“你好大，我好怕”）。但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快速变成了威胁，当然也有源自于台湾社会内部的原因，那就是台湾社会多年来所积攒汇聚的底气，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政治反对运动的道德耗损、两党政治的无尽内斗、社会内部的认同分裂……而消耗殆尽。在这些条件下，“小确幸”得到了滋养它的土壤，就算不曾从日本直接移植来这个字词，本地应该也会造出一个适合表述它的字词。“小确幸”是一个在两岸分断对立、台湾的发展主义走颓、消费文化持续高涨、政治无尽恶斗与其导致的社会方向感的失落，以及亲美友日的现代化文明主义等因素辐辏下的“文化无意识”。用大白话说，其主旨就是：“既然玩资本主义发展玩不过对岸，那咱就不玩了，我们只玩我们能玩的游戏，即‘绿色’路线、‘文明’路线、‘文化经济’路线”。于是，“家园”、“文明”、“祥和”、“怀旧”、“礼貌”、“包容”、“人情味”等，在某一方面而言颇具“民国风”的“岁月静好”的心理状态，成为了台湾的一种外貌平和内在戾气的主流文化想象。是在这种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与世界而产生的某种童稚的、赌气的、撒娇的，与几乎是锁国自闭的心理状态下，台湾有了2014年的“反服贸”与“反核四”群众运动的出现。

　　“反服贸”与“反核四”这两个运动后头的核心“文化无意识”就是“小确幸”，这是广义台独运动所必须建构的主体自尊感的第三波；第一波是“台湾钱淹脚目”，第二波则是“台湾的民主政治”。在这第三波里，我们要以我们的“小确幸”来抵抗你们的大、你们的新、你们的发展、你们的繁荣、你们的核电全球化……我们要以我们九份三峡的旧馆斜阳来映衬你深圳上海的树小墙新，以我们的“舒国治”（台湾的“小吃教主”）来讪笑你的“大鱼大肉”，以我们的“捷运文化”来对照你的“人在途”，以我们的“人”──这道“最美丽的风景”──来睥睨你的暴发户与煤老板。当基本教义老台独派仍然浸淫在他们的“黄昏的故乡”的悲情中，青年学运的“台派”已经以“小确幸”的文化无意识为节点团结起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颇具文化资本但又忧虑日趋边缘化的文化界、出版界，与中小企业主，并对广大青年学生发出危机召唤，诉诸青年的朴素社会意识，进行动员。

　　走出暗喻：对太阳花精英之外的青年学生的一个知识呼吁

　　因此，“小确幸”远远不只是一个软绵绵的生活态度，而是一个强悍的政治建构。反服贸/反核四是“小确幸”的大型群众运动，“小确幸”是反服贸/反核四的文化无意识。从表面上看，这两者之间有一明显断裂或矛盾，“小确幸”具有浓厚的“私人”的大众追求，为什么会与以“公民”为名的大型群众运动有关呢？但深入一层看，断裂或矛盾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公民”其实是一个隐喻。在我之前的另一篇分析太阳花的文章中，我就曾指出：“在太阳花运动所揭示的现实中，‘公民’，既非传统自由主义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会论或公共领域论下的规范性概念，而是一个动员与排除的隐喻。‘公民’因此是反中运动的动员与排斥话语的核心构造，具有文明主义、族类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阶序观”（见拙著《风雨台湾：反思太阳花运动》）。于是“公民”隐喻和“小确幸”隐喻，在太阳花运动精英的无（半）意识操作下，有了完美的结合。如前所论，“小确幸”预设了一个高度问题化的社会情境，而太阳花运动精英则恰恰是越过了对那个“情境”进行理论与经验的分析，反而用非分析、非概念、非理论的方式，直接诉诸恐惧与嫌恶的暗喻，把海峡对岸的“中国”（以及岛内的“中国代理者”，即“马政权”）直接定位为那个“情况”的唯一罪源，从而，能接受这个解释（或口令）的才是“公民”。这是“太阳花”与“小确幸”能够连接的这一端，而另一端则是在“小确幸”这个暗喻本身。如前所论，“小确幸”叙事之所以是一个“政治学概念”，首先就在于它是架构在西方的“扁平现代性”（或“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之上，在无意识层次上已经高度“西方化”，从而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内建于这个世界观的某种“文明冲突论”的对立性。其次，它和一种妒恨的认同政治深刻地结合起来，把“小确幸”的拥有者视为弱小的善良者，时时刻刻面对着邪恶大野狼的威胁。

　　因此“小确幸”最反动的地方，是它的“隐喻性”的知识后果。“小确幸”借由“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这样的无害的乃至外型甜美的外壳，防止社会苦难向经验、理论，与社会探索开放。拒绝经验、历史与理论介入的后果，就是只有大量依赖隐喻与情绪，这于是形成了台湾当代主流社运与知识界的基本状况。这个状况何以致之？如何破解？也许是今日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知识政治问题。

　　受到台湾主流社会科学训练的“台派”太阳花精英，真地超越了他们的“独派”前辈吗？老独派的台湾人主体想象所赖以成立的那种“亚细亚的孤儿”、“在帝国夹缝中”的悲情形象，固然遭遇到主体空洞的问题──除了悲情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但相较于老独派，“台派”的台湾人主体形象可能更有问题，而且一点也不曾超越老独派的限制。他们面对的包括发展迟滞、低度就业、低度就业满意度、贫富差距拉大、自我实现的困难，以及理想性的蒸发……这些重要问题的方式，并非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超越的思想工作，而是正手将这些问题全部归罪于“卖台集团”，反手却将这些问题美学化甚至自恋化。就此而言，“小确幸”展现了“台派”与台湾现阶段资本主义既得利益的共谋，透过想象中的“小而美”遮掩问题的实质。但是，再明显不过的是，如果台湾不面对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不面对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求“超前地”、“后现代地”、“愿望地”、“美学化地”解决台湾的“发展问题”，那么其实就也只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已，而之所以仍是“政治”，则是因为任何牵涉到青年就业、贫富差距、合理房价、自我实现的“合理发展战略机遇”，都将因“小确幸”的无意识而被强迫放弃；对中国大陆的敌对，会因傲慢的“小确幸”而重新武装；对美日的地缘政治依赖，也会因自卑的“小确幸”而持续。在一个根本意义上，正因为“小确幸”从来不是问题的提出，所以从来也谈不上问题的解决，而只是问题伤疤的浓妆艳抹，是一种典型意义下的“意识形态操作”。

　　由“小确幸”作为无意识所推导出来的政治路线的高峰，就是今年三四月份的太阳花运动及其反核四接力。但是，物极必反，5月21日发生在台北捷运的不幸的随机连环杀人事件，以及7月31日发生在高雄的不幸的气爆事件，以及更近期的不幸的馊水油事件，都以暴力、灾难或是恶臭，直接刺向或喷向这个“小确幸”自我感觉；用俚俗的网络语言说：“小确幸”被打脸了！在某个意义上，这是暴力对“小确幸”隐喻的揭穿。但从台北捷运、高雄到馊水油的一连串灾难事件，虽然造成了对“小确幸”客观意义上的打脸，但是否会引领出主观意义上的反省呢？我颇悲观，不无可能的是，这些灾难或许反而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小确幸”呢！而就算有所“反省”，其实也不过只是“归罪”而已。馊水油事件爆发迄今，台湾知识界的主流“反省”声音也似乎只有：“这个政府到底怎么了！”，而这似乎只能说明思想与知识的缺席。

　　坦白说，资本主义很麻烦，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也很麻烦，两岸关系更是一点也不简单。而我们要有真正积极面对这些“麻烦”的态度，这些麻烦才会变成改变的契机，而这一切都需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把问题情绪化、美学化、隐喻化，反而是伪装成革命的反动，是一种“前政治”。这个反动的“小确幸”政治与文化无意识，如果不被确实地对象化、知识化，则可能会是那大千世界无处不在的而不一定需要被定名的小确幸（即，小小的确定的幸福感）的真正绝境的到来。真正的幸福或许应该是生活在幸福之中，而非碧落黄泉地穷于指认幸福吧。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而我们或许可以改写为：“台湾皆知幸之为幸，斯不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