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后宫？解放军文工团改革进行时

　　近日，相声演员周炜出任二炮文工团团长一事在网络上引起关注。有网友冷嘲热讽，指“周炜傍着姜昆终于混开了”；也有网友表示“对文工团那点事已无兴趣”；更有网友评论：“中国养这么多没用的文艺兵干什么用？”

　　2014一年，随着一宗宗反腐案件，军队的文工团被彻底“污名化”。不过，2015年伊始，文工团或许能为自己“洗白”。因为，伴随着解放军文职制度的完善，对于文工团更具深度和力度的改革已经来临。

　　我们平时熟知的很多明星大腕都是文工团成员，宋祖英、韩红、蔡国庆等这些经常穿着军装演出的明星不待多说。马年春晚的主持人张国立，还有葛优、范伟、吴秀波都是文工团成员。此外还有，潘长江、王学圻、闫妮、牛莉、纪敏佳、陈红、陈思思、买红妹、梦鸽等等。

　　铁打的文工团，流水的明星，有不少明星选择了离开。炙手可热的凤凰传奇曾属于二炮文工团，待了2年后离开；演员张译曾服役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曾在《士兵突击》中饰演班长“史今”一角，最终选择离开军营；冯巩则从中国铁路文工团跳到中国广播艺术团。

　　在普通人眼中，部队文工团或许是个让人衣食无忧的“铁饭碗”，然而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规定洗刷，这个谜样团队身上的光环已经慢慢褪去，不复当年。

　　文工团的拐点

　　“改革政策还没出来，但怎么实现人员的精简，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所有受访者的口中，这一年的部队文工团都处在“敏感时期”。内部紧缩，风声鹤唳，外部的竞争力量却已如星星之火。

　　2010年才成立的恒大歌舞团，正以高薪进行“引援转会”——挖走了某著名文工团的几个舞蹈演员。一如恒大在足球俱乐部经营中的长袖善舞，恒大歌舞团抓住时机，登上了全国政协、公安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舞台。

　　2013年8月，总政治部下达《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并硬性规定文工团每年为部队的演出场次，被解读为政策调整的信号。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再次将改革整顿的箭头，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

　　“出位”的明星和贫穷的文艺兵

　　“敏感时期”的文工团里，明星们显然处在最敏感的部位上。舆论的集中关注也滥觞于与团内几位明星有关的新闻：军内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李某某驾宝马车打人，后又卷入轮奸事件；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驾驶无牌车、军队牌照豪车、“套牌车”违章等事件。尽管后者持手写致歉信鞠躬致歉，但连续的负面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于这个神秘团体的想象。

　　大批社会化“明星”的加入，使得部队文工团的形象危机凸显。同时，商业演出市场上“走穴”活跃，“歌而优则仕”也不再新鲜。

　　据《解放军报》报道，歌唱家李双江为专业技术一级，对应享受中将级别待遇。《人民海军报》则报道，2008年，时任海政文工团副团长的宋祖英经过专业技术级别调整后，待遇已相当于少将。

　　“将军”称谓，在文工团外被误传。

　　早在1988年6月，解放军开始实施文职干部制度。条例规定，对文职干部并不授予军衔，只享受对应军衔的待遇。着装上，文职人员的胸前有一条飘带，肩章上配有六角宝相花，从而区别于一般作战部队军衔的五角星。但这些细节鲜为人知，07式军服的出现，使得上述区别更显式微：佩戴在左胸前资历章，反使得文工团的明星们显得“位高权重”——通过资历章换算，不少文艺明星已经达到正师乃至正军级。所以，他们被错误地称呼为“将军”就不足为奇。

　　“女性，年轻，又是‘将军’，所以容易引起争议。但是，有的人到了那个职位必须给她级别。”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认为：“许多人唱一首歌，火了，调一级。但是火了的终究是少数，推上风口浪尖的也只是一小部分。”

　　军队崇尚来自战争或军事行动的荣誉，“歌而优则仕”触发了军内的不平衡感。通常，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的摸爬滚打和千挑万选，就算当上团长、师长，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这样的失衡为可能进行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你看我的老乡潘长江，一进部队，就师职干部了，我都干了三十多年（才成师职干部）。”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认为，要设法解决好“唱一首歌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务”的现象。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曾讲述了一段军中故事：某集团军军长在一次文艺汇演之后大发雷霆，“以后也不许再请他们来。”原来，被请来的文工团明星们摆架子，在部队的热烈欢迎面前还戴着墨镜不愿下车，令这位军长十分恼火。

　　“明星”之外，普通文艺兵的生活并不光鲜。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说，“他们大多很清贫，有的男孩子甚至都不好找对象”。

　　文工团为谁服务？

　　中国文艺市场一步步发展成熟，让文工团从未如此与市场接近。

　　2009年9月，韩红被特招入伍，任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级别为专业技术五级，享受正师级待遇。《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在刊出的“空军新添天籁之音”的报道中，韩红被特招入伍一事被赋予的意义是——空政文工团认真落实空军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空军文化建设的意见》，贯彻“培养一批具有国家艺术水准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每个艺术门类要有两名以上全国全军尖子人才”的指导精神，提高“文艺战斗力”。

　　明星的名气，实际上也都由主流媒体平台带来。春晚正是连接部队与社会的舞台。2011年春晚中，一共32个节目，有文工团人员参与的有15个，占总数的46.9%。此后两年，有文工团演员参与的春晚节目都不少于10个。

　　商演或社会演出，是大部分部队文工团目前运作情况的一个缩影。

　　最早的文工团设置，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的工农红军宣传队。这支善于传播胜利消息的队伍，彼时就肩负宣传任务，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募兵高峰时期，每天每个宣传队员都能够招募来一名红军新战士。和平时期，文工团则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

　　文工团功能定位的核心是“为兵服务”、“去基层”，恰又恰是这样的思路，让文工团无法闭门造车，一定程度把文工团推入市场竞争中。结果是，公众看到的文工团和普通士兵看到的文工团形象迥然相异；文工团内部，也因为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在事实上已被割裂。是否享受市场资源带来的红利，一条巨大的鸿沟将他们分开。

　　文工团走进社会，最大的难题是制度建设，目前的界限划得并不清楚。如果文工团保留，不走以前的老路，要往前改革，要有这两个服务机制——为部队服务和为社会服务，哪些部门应该有点自己的约束，哪些服务是能提倡的。

　　让市场去检验，实际是回归到艺术团队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特质，这样是可以搞好部队文工团的。哪个团有音乐剧，就是把音乐剧搞好，舞剧把舞剧搞好，杂技把杂技搞好，各自独立，谁好就保留谁。谁不行，谁就有可能被军队淘汰，被市场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