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官落马的原因 主要有三

      “无知少女”从字面上理解是没有阅历的少女，但在中国的官员体系中它别有特指，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就其中的“女性”而言，中国官场顶层中女性为官的比例依然很低。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女强人”角色受到传统思想的本能的排斥，再加上政治文化层面，使女性在从政的道路上存在诸多屏障。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现在的中国在各行政部门单位，由女性任一把手的现象已经明显增多。中国现任的31个省纪委书记中，就有5名担任省委纪委书记的女性；中央政治局中也有补缺令计划的孙春兰，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国各省级地区领导层大多都配有一位女性常委。有分析称，女性从政现象不应当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符号，更应该将它视为一种政治发展之趋势。

　　中国官场为何女性官员凤毛麟角

　　外界通常认为，当女人集权色于一身之时，其呼风唤雨的能量则会更大，与男官员相比，其危险和腐蚀性可能会更深、更强烈。所以长期以来，在大众的脑海中总在强化一个观念，即女人不从政是高明的，不碰政治是独善其身的。致使“政治”一次也便赤裸裸地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中国从政的女性官员少之又少。根据来自中组部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女性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比例基本维持不变，例如2009年，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中，女性为1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3.7%；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6%。这个比例在2000年时，分别为8%、10.8%、15.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女性从政的人员相比与男性少之又少。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原因，有专家分析认为，一方面来自传统文化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变化。

孙春兰

　　若是回顾中国历史上女人做官屈指可数，而且蜗居在红墙黄瓦的内宫中，陪伴在君王的周围并当回事的就唯武则天一人耳。那么回到现代社会，中共政党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一个转变。当年无论是在中国与日本对战亦或是在内战时期，上前线的几乎都是男子，女性一般站在战争的后方。所以，共产党建国之后，那些曾经征战沙场的男性自然而然的就开始从政。相比之下，女性的地位仍然未曾改变。根据之前媒体的统计，中国建国之后，共有7位女性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3位女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顾秀莲、乌云其木格；1位女性副总理——吴仪；2位女性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郝建秀；1位女性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国务院29个部门中有正、副女部长14人。性别的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中央的领导层，还表现在地方各级政府。所以有分析认为，虽然现在有很多女性进入了政界，但是他们主要采用的仍然还是男性的标准。基于这样的原因，老百姓对待女性官员、或女性政治家更多的只是关注传统上“政治家”的属性上面而已。这和西方国家的女性官员从政是有所不同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公众看待女性政治家尤其是一些落马女官员时，往往都带有“有色”眼镜，常用“女强人”之类的并非褒义的观念来界定这些“男性化”的女人。中国的反腐案件中，总是充斥着太多的“香艳传奇”甚至都带有色情的故事，自然而然百姓的眼球更加放在女性从政、当官的“八卦”新闻上。2014年是一个女官员落马比较集中的季节，中纪委的案件查处在一年通报的女官员被调查或查处的信息至少有20条，而在这20名被公布“落马”的女性官员当中，厅局级官员有11名，约占所有被通报女性官员人数的55%，省部级官员1人（即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县处级8人，可见“落马女官”已经超过一半是厅官。

　　有分析归纳女官落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与他人“通谋腐败”；二是“火箭式提拨”；三是“以色谋权”。分析称，外界大众并不反对女性当官或走从政的道路，真正反对的是隐匿着的“权色交易”，因为弄权渎职的红颜虽然可怕，但“红颜卖身为弄权”者更加可怕。外界对于这种分析也许较为主观，但无疑透露了性别政治当中的一个讯息：女性政治家的出现，的确有着有别于男性的成长轨迹和出线逻辑。她们要么必须借助男权社会的推力，要么必须比男性政治家更为苛刻地要求自己，要么必须比男性更加强悍，如吴仪为代表的强硬派女性政治家，要么则必须刻意打造自己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柔性形象赢得社会舆论认可。

　　女性从政是大势所趋？

　　中国文化中有含蓄、隐忍的一面，对女性尤其是如此，因此中国公众不喜欢外向、张扬的女性，而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参政妇女的自信心和形象。所以，在一个相对滞后于制度逻辑的性别文化场域当中，各种复兴妇德的传统观念还在沉滓泛起。所以外界可以想见，中国的女性政治家们要面对一个颇为严苛的舆论环境，同时对于民间社会来说，也难以由于有了那么几个女性高层领导人物就认为中国社会实现了男女平权，真正的平权，恐怕还有赖于扎根到“生活政治”的文化肌理当中，而不是“政治生活”的女性官员配置。

　　相较于西方，中国的社会并没有经历真正自下而上的女权运动，而且基于毛时代自上而下推行的妇女解放政治运动，女性的选举权、工作权是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障，但在价值观方面，中国社会的观念进步并不足以令人欣喜。某种程度上，甚至还由于消费主义与男权文化的合谋，出现了性别观念方面的倒退。所以综上所述，在如此环境之下，中国社会的性别政治，显然有别于经历过轰轰烈烈女权运动以及民选政治历练的西方社会。中国的女性政治家能为推进性别公正做什么？恐怕就不再是基于个人魅力就能完成的事情了。评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的女性政治家是社会运动的产物，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女性政治家的出现还有赖于制度的强制性保障，诸如比例的配备，社会的价值观方面，其实是滞后于制度强制的。

　　可以看到美国的希拉里，她是第一位对美国总统一职发起最具实力挑战的女性政治家，佩林则是共和党历史上第一次被提名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她们的出现，使得全球开始注目性别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耀眼地位。而在中国，“铁娘子”吴仪也曾经引发了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中罕见的女性高层人物的注目，吴仪的一举一动，都曾经被高度关注和评价。关于吴仪的工资和“裸退”的消息传播，也带来了这样的讨论：女性从政在动机上是不是比男性更为纯粹，甚至在道德上对官场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呢？这个设问来自于这样的逻辑：在当前的性别文化之下，不管是中国还是全世界，女性政治家的脱颖而出都比男性更加困难，因而女性从政者的道德自我约束力反而会更强，她们必须做到无懈可击才能获得夹缝中的机会。

　　但是无论如何，那些对于女人从政，资深媒体人士认为，在今后女性领导在从政、参政期间所表现的公仆意识、廉政勤政、自律和人格魅力在公众中所赢得的认同度，不但有助于她们在政治参与中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梳理妇女从事领导职务的良好形象，更能提升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北京观察学者认为，相比于观察女性政治家是怎样炼成的，比盯着女性政治家的数目更能触摸政治的脉络，更能了解真正的政治性别生态究竟是怎样的。

　　诚然，历史因女性而风光无限，政治因女性而生动灵性。不尊重女性的男性谈何豁达？不尊重女性的社会又谈何文明？政治领域的两性平等，乃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更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中国一位从政的女官员说，今后更期待优秀的女性官员，给官场的政治带来更为清新的空气，多一些正直良知，少一些勾心头角；多一些人性关怀，少一些飞扬跋扈；多一些阳光民主，少一些黑幕腐败，如此而已矣。　　(楚文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