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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持续两年多的反腐大业如火如荼地推进,围绕官场的政治流言也随之风生水起的疯传。从当年薄熙来落马网络上疯传的“中南海枪声”桥段,到“京沪航班大量取消,网传郭伯雄乔装出逃”、甚至“江泽民受家臣贾廷安波及”……虽然其中有很多被证明“无风不起浪”,比如周永康落马、谷俊山巨额资产、令计划及西山会;但是也有不少消息太过匪夷所思比如早期的“京城枪声”、“坦克进京”……近期甚至连在任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也被掀进流言漩涡,比如“李克强健康不佳提前退休”、“李源潮日本接盘令计划家族房产”。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近期诸如此类的辟谣之术,虽有进步但仍乏善可陈。作为流言围攻的主战场,中共面对这样的窘境一直辟谣乏力,不是对流言采取围追堵截的原始手段,就是装聋作哑的回避态度,这样的被动应对,再加上政治诚信不足,让谣言一再演变为大众舆论消遣官员、发泄不满甚至娱乐化的需要。虽然十八大后,官方在反腐、改革以及法制化道路上获得了外界的一直赞叹,但是在舆论管控尤其是谣言应对方面的表现,显然仍然是中共的一个突出短板。
暗箱操作引谣言四起
腐败问题历来是最能刺激民众敏感神经引发公愤的问题。习近平上台后宣称坚持反腐败既打老虎又拍苍蝇,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配合默契,率先在反腐领域一炮打响,为新一代领导层赢得赞誉。但是在打击贪腐的一路高歌猛进中,中共对相关操作过程的公开程度显然没有跟上反腐的节奏。
首先,习近平大力反腐,目标已涉及位高权重的领导层官员,但是因为中共目前包括反腐流程在内的政治操作仍然不够透明,所以才会有海内外媒体不断参与猜测游戏,但往往这样的“猜测”在网络上发布之后即成为了“论断”。分析人士称,如果公开透明、权力监督等这些现代化支柱日益完善时,那些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那些暗流涌动的腐败,就像折翼的鸟儿,飞不了多高就会摔落。
其次是官方信息发布的滞后性。撇开在十八大之前已经揭幕的薄熙来案件不提,此处仍然以十八大后才开始的周永康案件为例。周永康“情况不妙”的征兆自十八大前后就开始隐现,两年来,从四川官商地震到石油帮倒台、秘书帮沦陷以及政法系整顿,多个外围反腐歼灭战的核心,无不指向周永康这个曾经的政法王。但是任由外界各种猜测和传闻泛滥,中共官方对周案一直闭口不谈,直至2014年“两会”前夕,周永康儿子周滨遭查处被媒体曝光,两会发言人仍然以一句“你懂得”来回应媒体对周案的直接发问。而根据12月6日官媒新华社对周永康案件的通报来看,早在201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听取中纪委通报周永康违纪情况,周案整治开始启动。这说明在更早之前,中纪委就已经对周永康开始进行“私下”调查。但是直至2014年7月29日,官方才正式对外宣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官方信息发布的滞后,造成了贪腐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另一种不透明效果,不仅导致各种真实信息以传闻的形式出现于坊间和媒体,给外界造成了“传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的印象,也让各种不靠谱的谣言充斥于互联网络。虽然中共自2013年开始采取诸如抓大V、打击网络谣言清网行动,但是造成谣言生存土壤的主要原因——政治事件处理手法不透明、官方消息发布滞后的情况却依然存在。
公器私用自扇耳光
2015年年初,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中纪委宣布落马。这位2015年首个被调查的省部级“大老虎”,在一年前已有传闻被调查的传闻出现。为了应对传闻,杨卫泽曾亲自给南京官员群发短信自证清白。回顾这两年落马官员可以发现,不但有杨卫泽不见棺材不掉泪、竭力为自己描绘脸谱的官员,还有诸多公器私用,利用官媒、官方微博甚至官方发言来证明自己清白的官员。
比如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在落马前,曾在2013年4月底开始利用四川在线等媒体和雅安市政府新闻官方微博为自己辟谣,称“关于徐孟加‘腐败’的传闻是个别别有用心人士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而成;恳请广大网友提高警惕,不要传谣、信谣,以冷静、理性的行为支持雅安抗震救灾工作。”
而中国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在2012年12月6日遭遇媒体人罗昌平实名举报后的4个小时候,居然让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为李铁男公开辟谣,并“指控举报人的举报是造谣,属于无中生有。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此外还有2012年2月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被官方宣布的“休假式治疗”,薄熙来在落马前一天的全国两会上努力媒体“泼脏水”……但是最终,这些官员的落马,都证实了此前传言的真实性或者部分真实性。这些落马前仍自证清白甚至利用官方渠道“辟谣”的官员,除了丧失自己的诚信,也给中共政府的公信力抹黑。
贪腐势力放风搅水
正是因为中共一贯的政治不透明,以及政府公信力不强的基础上,在反腐引起官场大动荡的时期,利益团体、腐败势力也沉寂试图搅浑水,扩大打击面和反腐难度,借用谣言自保和破坏反腐的继续进行。
事实上,不仅是在周永康与令计划案上,从薄熙来落马就持续有声音出来,认为中共反腐“差不多”了,再继续下去情况恐会失控。持有这种论调的声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再反腐下去会伤害中共形象,蠹之愈多,木之愈朽;第二个来源应该就是所谓腐败势力的“反扑”。因为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外界就发现习王反腐的特色已经从单个官员落马,变为以窝案为主。不管多大的官、多深的水,中共高层不搞适可而止,不搞法不责众,不惜大批官员落马导致的缺位。
王岐山反腐的狠劲儿让诸多身家不干净的官员心生惧意,官场私下流传的“宁见阎王,不见老王”,无比形象地反映出某些官员的恐慌心理。因此部分不甘束手就擒、手中暂时还有能量的官员就想方设法制造舆论,试图阻滞反腐继续深入。由此,除了各种最终被证实的高官落马传言,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上关于中共反腐引发高层矛盾、多方声音建议中共反腐要“适可而止”以免政局不稳的传言多次抬头。对于上述种种,还有政情观察人士总结称,导致政治传言满天飞的主因,一方面表明习王反腐遭遇了利益集团的反抗,通过利用中共一贯政治不透明的缺陷,有意放出各种消息混淆视听。
从最近官方对传闻的处理手法来看,中共已经抛弃了过去装聋作哑甚至欲说还休的无效手段,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应对外界传闻,比如2014年底蔡名照调任新华社的官方会议上,大公网发布转载的消息中,就增加了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对蔡名照的评价。潘立刚称赞蔡名照“开拓进取,敢于担当,不惧境内外对他的人身攻击,敢于同西方敌对势力作坚决斗争,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出面为涉谣官员辟谣。而最近李源潮的自我辟谣通过港媒“出口转内销”也应该是官方辟谣的一种操作手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提出了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施政目标。有观点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也包含政府与民众沟通中的主要渠道——媒体信息和舆情管控能力的现代化。如何在改革、整风和反腐过程中,在控制谣言传播的同时做好官方信息披露,是中共执政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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