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太任性” 习近平要再造中共

　　近日有知情人士透露，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经对习近平作出其90岁后讲话勿听的表态。结合连日来江泽民大秘贾延安被爆牵涉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案，其子江绵恒去职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职务等迹象，使已经退休10余年的江泽民再度陷入舆论漩涡，一些从未平息的有关高层政治斗争的声音再次趋于高涨。但是仅针对江泽民此次表态来看，其实是反映了中国高层政治中很少被外界注意的另一面，即同时作为中共党员的江泽民这一类似胡锦涛“裸退”宣言的表态，所体现出来的妥协、合作和团结。这也意味着中共政治纪律、政治原则的回归与强化。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江泽民执政十余年固然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但是他的一个重大疏漏就是对意识形态“弃之不问”，致使党纪废弛，特权、腐败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共执政危机都在这时期开始酝酿和加重。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十年中勉力维持旧局面，但是实际效果不大。而习近平则正在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重建中共党纪和权威，强化其执政地位。这不得不说是对江泽民这一疏漏的补救。

　　被“污名化”的江泽民

　　出生于1926年的江泽民的自我定位是“继往开来”，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比1904年的邓小平小22岁，比1942年的胡锦涛大16岁。他们的这一年龄差也说明了中共及中国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急剧变化。江泽民在20世纪最后10年因八九民运而被“意外”推到历史的前台。这一仓促决定也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之后十余年的方向和态势。

　　整体来看，尽管在执政初期曾有一段时期向左的摇摆，但在延续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这一大方向上，江泽民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江泽民对改革开放的推动力度并不亚于六四之前的赵紫阳，甚至因为没有了“老人”和左的干扰而犹有过之。江泽民在搁置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深层改革的背景下，对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对军队改革的现代化，对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遵行，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持续发展，并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物质基础和势能。从某种角度来说，胡锦涛十年任期因为与江泽民的10余年路径没有大的错位，因而也可以认为是对江泽民治国理政政策的延续。由此就更不能低估江泽民对中共执政党，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力。

　　如今的观察者倾向于把江泽民的功绩归于邓小平及中共执政团队整体，而放大江的不足之处。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30年中，各方面积累了太多问题，作为主要的决策者难免“失察”之责。尤其是在胡锦涛任期内，江泽民的“恋栈”导致高层权力运作失调“失效”，激化了矛盾，延宕了改革，而被归结为所有矛盾的“罪魁祸首”。

　　原因之二则是因为江泽民过于明显的任性随意和频频失礼的细节。比如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拿出梳子梳头、自戴勋章、讲话夹杂英语、凝视女服务人员等。这不论是对重视组织纪律的中共，还是对重视礼法举止的中国文化而言，都是不大合体的。这些都难免使江在中国民情舆论中失分，简单地认为与其前任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相比，缺乏一位合格领袖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实从另一位角度来说，与毛邓胡赵等人相比，江泽民这种特点也有值得认可之处。在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近半个世纪里，政治都是一种严肃的事务，意识形态更是始终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这对于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种可大可小的阻碍。江泽民被认为有“海派”之风，他的这些鲜明个性其实比较接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作风。而从被神化的毛泽东，到“半神半人”的邓小平，再到“世俗”的江泽民，是一个领袖人物去神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恢复常态政治的现代化过程。中国政治因之变成一个轻松的话题，而这种整体氛围也为改革开放的推进，为市场和社会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习近平弥补江泽民疏漏

　　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江泽民的性格与其治国理政的方法存在关联，他的这种“无为而治”所代表的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放松，也是当前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上世纪80年代左右争执的焦点之一就在于改革的突破性与对党性原则坚守之间的矛盾。江泽民先是选择了后者，之后又选择了前者，并且几乎将后者完全搁置。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经济改革和发展狂飙突进，另一方面则是腐败、特权等问题严重恶化。江泽民在“三个代表”理论指导下，大幅扩充中共规模以夯实其执政合法性，但是因为对中共政治纪律和规矩即党建的忽略，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恶化趋势。

　　另外，江泽民的“家长式”作风对于中国高层政治权力架构的稳定、对政治体制的程序化运作、对中共政治规矩的冲击却是十分现实的。有分析认为，江泽民执政十余年的其中一个重要失误就是对中共组织原则和纪律的忽视与“破坏”，由此难免造成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的内部团结意识的淡化和凝聚力的下降。也可以说，江泽民使中共由一个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化过于猛烈而缺乏控制，从而使中共执政地位受到动摇。这也是胡锦涛十年内忍重勉力维持，习近平当前所致力于弥补的严重过失。

　　习近平在上台之后高举党建大旗，以反腐、整风为切入点全面整顿党政军，巩固中共执政地位，强化意识形态管控，都显示出对中共党纪、规矩的重建。近期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里，第四个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其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可见在中共治国理政大盘里，党建占到了重要分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打造出一套全新的以中共总书记为唯一核心的高层权力架构体系，以适应当下及未来的改革发展。而这一体系客观上也对“老人政治”起到明显的弱化效果。

　　或许也正是源于习近平对党性原则、红色基因的重视和重建，不仅使普通党员意识到中共组织集体的威严和重要意义，也使“老人”们有所感悟。江泽民应当不会对此完全没有体会。此番江泽民对习表示自己90岁后的话勿听，以及此前说“中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支持习近平拿下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都说明了江泽民对习近平工作的支持。这也可被视为江泽民对自己过失的弥补，也体现了中共政治纪律、政治原则的回归与强化。

　　如果抛开价值观方面的评判标准，中共这一政党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不论其对比对象是苏联共产党、已经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还是西方国家轮流执政的民主党派。而中共所体现出的这种内部凝聚力，也是中共经历革命、战争、建国、政治运动、改革开放近一百年而不倒，并能在如今释放巨大能量的重要依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