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台湾变天还是变法？

　　这是一个动人的传说，关于鹰的重生。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禽类，但牠的长寿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在牠的中年，喙会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爪子也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羽毛会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飞翔也就相当吃力。牠必须经受一次自虐式的更新，否则就只能等死。

　　在自虐式的150天里，鹰会飞到山崖绝壁，在那里不停地用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喙长出；再用新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当新的趾甲长出后，再用新趾甲拔掉沉重的羽毛……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蓝天，再次主导自己的领地，赢得新的未来。这是面对生死关口的抉择与蜕变，忍受着疼痛、饥饿，改造自己，重塑自己，与自己的过去诀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确，没有人见证过鹰的这种重生，但人们愿意相信，这种悲壮励志的寓言。

　　鹰的生存如此，那一个政党，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又该如何？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已经成立百年，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也已走过了近30年的路程。在台湾的选举政治中，蓝绿两党的缠斗与轮替已经成为2,300万民众定期观看的“规定节目”。终于有一天，一群“太阳花”冲进立法院大厦，在政治讲坛上印下青色的手痕；终于有一天，一个被称为“柯P”的人坐上台北市长的办公椅。他们都仿佛在说：喂，请让让，我们来了！

　　台湾的民主之花曾经让很多华人自豪、羡慕，也被认为在一阵眼花缭乱后早谢，只剩下政党轮换这一套戏码。不久前，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在台湾全部22个县市中的13个县市胜出，在6个直辖市中更是囊括5席。这次选举被看做是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前哨战，人们已经并不惊奇，两年后的台湾又要变天了。但那又如何？

　　九合一选举后的台湾是冷静的，胜选后的民进党也是冷静的，冷静中可谓五味杂陈。人们似乎都感觉台湾的民主走到了一个拐点，台湾开放党禁以来的政党运作体制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胜选后几次出面不是高谈阔论未来如何争大位，而是放下身价广发“英雄帖”：向青年、向社会征求“叛逆的声音”；征求改革的方案。大有“众人独醉我独醒”的味道。理性思维甚强的蔡英文，在选战失败一次之后再度上阵，自然小心翼翼，“扎根民众，借助青年”很可能是她所寻求的各种支持中最现实的策略。即使如此，她也看到了变革对台湾以致对她自身的未来意义。

　　2016，台湾如果只是“变天”，作一次简单的政党轮换，即意味着台湾政党已死，台湾民主已死；2016，台湾若是一场“变法”，才有可能得以新生。台湾多鹰亦崇尚鹰，2016，希望届时台湾的新总统能让台湾再次重生为一只年轻的雄鹰，飞上一个新高度。

　　大佬辈出的台湾“尚能饭否”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名将廉颇，晚年逃魏。当时赵国屡被秦袭又无人可敌，想借用廉颇，故派使者考察廉颇状况。廉颇能吃天下闻名，于是他在赵使面前狂吃以示自己未老。此后，“尚能饭否”便成为探问人是否老态的婉转词。南宋词人辛弃疾1205年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一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将此传为千古绝句。

　　当年，台湾在亚洲四小龙中是经济腾飞，政治开化的典范。时至今日，创造台湾“黄金十年”的蒋经国在为数众多的调查报告中依旧是最受台湾民众爱戴和肯定的政治领袖。“经国遗风”仍备受怀念。究其原因，在政治上，他采取开放政策，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保障人民的政治权益；解除党禁，允许反对党成立，监督、批评和制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取消报禁，允许非国营的独立报刊针砭时弊以及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面临内外交困之际，他也开始舍弃父亲蒋介石制定的诸如“反攻大陆”这样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不切实际的政策，转而采用务实的落地生根、植根本土、建设台湾、发展经济等新政策，不但促使本来处于不利局面下的台湾经济欣欣向荣，民众生活大幅改善，晚年与本地菁英会面时他一句掷地有声的“我也是台湾人”，开启了台湾迈向本土化、民主化的进程。

　　今天，当我们再去检视蒋经国的成功经验，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在治理手法上的重大改变。那时的台湾还没有“变天”，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抑或民生领域，变革的力度和幅度都远远超过当时社会大众的预期，也是台湾民众幸福感最强的一段时期。因为，对于一个还没有完全走出威权体制的社会而言，最高领导者能够拥有这样的政治思维和开阔胸襟，从上而下地推动“变法”，在施政时做到一切以民为本，本身就已经是极具突破性的过人之举。

　　在台湾的政治变革中，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政治大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为晚辈奠定了台湾版民主的基础。也正是如此，在台湾政坛，“大佬”成为一种尊称，这种身份甚至成为“党鞭”的象征。前国民党方面的李登辉、连战、宋楚瑜，民进党的施明德、彭明敏、谢长廷、苏贞昌、游锡堃、邱义仁、张俊雄、吕秀莲都曾经及仍然被视为具有大佬的作用或威望。在对外的党争和对内的派争中，大佬甚至具有“教主”的影响力。即使是党主席也须顾忌他们的意见。然而，政治大佬也开始形成“大佬政治”。在大佬政治逐渐式微的今天，大佬们所敲定的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还像神主牌一样被顶礼膜拜神圣不可侵犯。在各个党内，这种大佬的神牌对所有试图改变现状的新生力量都有着相当的威慑；在党外，政党多如牛毛的台湾，也因为这种大佬资源的分布严重不均而只能是蓝绿两党在政坛上演“走马灯”。“太阳花”的冲击，和此次柯文哲的破土，表面看是社会对两党政治的不满，潜在意义恰恰是对僵化的大佬政治的反叛。

　　试想，如果一切不变，今天的蔡英文、朱立伦、柯文哲、赖清德，会不会成为下一辈政治新生代的“大佬”？延续着古老的“走马灯”式的变天故事？

　　廉颇当年装模作样的狂吃，因为其政敌收买了赵国使者而被谎报为：“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廉将军饭量还好，可是陪我坐着时，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让赵王因此弃用廉颇。而台湾呢，这种因大佬林立、意识僵化、雷池处处，在牛角尖里缠斗的党派政治距离民众已渐行渐远，政党的台湾已经不是民众的台湾，而这样的台湾依然狂食着社会的各种资源而无人敢问其“尚能饭否”。

　　匆匆那些年后的台湾追丢了什么

　　台湾今天的问题，与廉颇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廉颇被弃用，如上文所述，乃是因为其政敌这项外在因素的缘故，而台湾呢？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自身的问题。匆匆那些年后，一路追寻的台湾其实丢掉了许多。

　　经济，台湾丢掉了当年四小龙的地位；政治，台湾丢掉了“民主先锋”的称号；文化，台湾的收看率被大陆影视占据；民生、社会，对岸的吸引力逐渐超越台湾。台湾曾经以极大的财力、精力和时间向“现代化国家”吸收先进与文明，但没想到的是，“野蛮的”大陆只在短时间里就轻松地几乎拿走了台湾苦苦得来的所有优越。台湾甚至要靠对方的“援助”、“施舍”才能够维系自身的发展。这种对自尊及自信的极大打击后的萎缩，使台湾不愿意再回首自己失去的东西，更要命的是不愿也不敢再正视自己。难道，台湾在丢掉这许多之后所追到的只是“鸵鸟”？

　　失落与纠结的情感体现在台湾社会的方方面面。各大媒体“只谈风月、不谈政治”，一切都被娱乐化，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从而衍变成一种快速消费品。而台湾的舆论环境又加剧了其逃避的心态，风靡全台的“小确幸”风潮便是一个生动的体现。这就像鸵鸟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只知道把头钻进沙子里，而不敢直面现实。面对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仍然只会在观念上“啃老本”，仍然以“21世纪的民主灯塔”自诩。但大陆的崛起，台湾邦交国很多自动倒向大陆，外交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台湾民众幸福指数也越来越低，打工仔的实质薪资连续十五年都没有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自豪的民主优势也因为两党夺权忽略人民感受而在逐渐丧失……鸵鸟心态可能缓冲了自信心的流失，但无法改变趋势。

　　台湾的地理环境没有变，资源条件没有变，人口及素质也没有变，就因为旁边大陆的发展就毁灭了台湾的自尊和自信？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唐。

　　曾经贵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也曾是世界各国中“经济奇迹”的缔造者；眼看大陆高楼拔地而起，经济迅速腾飞，台湾产生心理落差已是在所难免。但这不应也不能成为丧失自信的理由。中国大陆的崛起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不仅对台湾，对周边国家对美国这样的世界霸主都有同样强烈的冲击。但是自己的日子还要过，任凭潮起潮落，河东河西，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路，被别人吓不如自己正视现实。“爱拼才会赢”，这首歌至今还被大陆的KTV列为热门歌曲，激励了几代大陆人，被看做台湾精神最直接的反映。这样的精神并不会因为大陆的崛起而褪色、失辉。可是现在又有多少台湾人再为此自豪呢。这样的精神不死，台湾才有希望。但这种精神绝对不属于“鸵鸟”。

　　退一步讲，台湾固然可以选择大陆做自身的参照物，但选择这样一个参照物，台湾应该明白有利也会有弊。从“利”的方面来说，正视这个参照物，就可以不断地修正并补足自己，以良好的心态交往，学其优秀之处拿来为己所用；弊，如果不能正确地参考，就可能产生一种仇视和敌对心理，想当然地认为今天的落后是因为大陆造成，因而就不能从自身发现问题，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因不健康心理的存在对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催化作用。其实，台湾大可不必如此恐惧，因为今天的落后一则是因为夸大了自己过去的优势；另一方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种落后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值得庆幸的是，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社会的首脑能让社会的心态恢复到积极状态，拾回自信，这可能是台湾上下都需要认真面对的。

　　“小时代”与“小确幸”

　　“小确幸”，是台湾忽然火爆的一个词。有人依字面解释为：小小的，但是确定的幸福，虽然微小，然而是实实在在的暖暖的感觉。有人认为这种感觉同将头藏在草堆里的鸵鸟很契合，也有人认为这是被当做“鸡肋”的怨妇的自我安慰，还有人解读为这体现了80后特别是90后初初踏入成人世界的那种自得其乐。

　　大陆不久前的一部电影《小时代》在台湾并不陌生。这里边也突出了一个“小”字。二者其实有相通之处。如果将“小确幸”解释给大陆人，最相近的感觉就是“小资味”（小资产阶级的味道）。而《小时代》也正是体现这种因素的电影。生活在“小时代”，有一点“小确幸”，两岸的年轻人仿佛在同一个时间点寻求着同一个音符。

　　两岸的问题是现在不少台湾人最头痛和最不想触及的。鸵鸟心态、“小确幸”的沉醉，其中都有两岸问题的影子。但是如果除去“统独”的争辩，两岸在这几年反而愈来愈相近。在台湾人最多的上海，如果没有大陆官方的标语口号的现实，完全可以想象这是北美或欧洲的一个城市，甚至是台湾的市镇。这样的感觉在愈来愈多的大陆城市也都会产生。台湾企业家、台湾商人、台湾专业人士、台湾学生在大陆生活得愈来愈习惯，愈来愈舒服。这表明大陆的崛起是全方位的，在城乡文明发展方面不断在向台湾及发达国家看齐。

　　马总统曾经自豪地宣称，当大陆也文明、民主了，两岸的统一就不难了。大陆是否听进去了，当真了，不得而知，但两岸这方面的差距确实在缩短，这对几十万生活在大陆的台湾人来说，也同样是“小确幸”吧。

　　大陆中共总书记在强力反腐的同时，也高调强调“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的现代化”，被称为“第五个现代化”。事实上，这是大陆新领导层的又一次“变法”。这次“变法”对台湾的影响和作用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习近平早在2013年APEC峰会上就曾明确表态，“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究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显示其任内解决两岸政治分歧的决心。这种决心并非完全建立在武力基础上，在同台湾的经济竞赛、政治竞赛、文明竞赛上，大陆都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台湾未来面对的不是大陆的军事压力，而更可能是政治、文明的压力以及吸引力。

　　如果在大陆变革的巨浪之下，2,300万台湾人民的领军者不思在治理之“法”上有所改变，无法同大陆“和平竞争”，那么随着大陆的改革进程不断深入，台湾真的就要扪心自问“尚能饭否”了。现在这样的状态果真是台湾想要的吗？当然不是，民众不想如此，执政者更不会想让台湾断送在自己手中。柯文哲和太阳花学运青年力量的出现，已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顺应社会变革的要求。

　　从全球范围看，政治变革在当下逐渐成为世界潮流。诸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在移民、医疗、金融监管和教育等方面一系列的改革，联合国改革等等。可以说，治理水平和模式上的提升，这是21世纪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台湾在错失了许多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后，这一次应该迎头赶上。

　　台湾民主为变法奠定了基础

　　治理模式和治理水平改变是这一轮世界范围“变法”的特征。世界性的人为造成的经济危机和多国出现的“青年运动”，普遍反映了社会对当今政府及政党运作模式的不满，显示了国家管理和统治日益难适应社会及经济发展。

　　在2014年3、4月份爆发的“太阳花学运”及其后的一系列事件中，青年人以社会“第三种力量”的身份出现了。很多人其实都不分蓝绿，之所以跳出来发声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两党长期恶斗，忽略经济民生议题的不满。而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台北市长、拥有“政治素人”面貌、行事作风特立独行的台大医师柯文哲可以如此受到民众的追捧，最终以打破历届台北市长的得票纪录的成绩大胜对手连胜文。柯文哲在选前辩论中曾表示，“台湾必须要有一个机会重新开机，暂时摆脱蓝绿互斗的泥淖，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不断激起，只是谋求个人或政党暂时的政治利益，这不符合台湾的长期发展。”这样的竞选诉求毫无疑问地迎合了台湾民众的心理需求，以至有很多户籍并非台北市的选民都不无遗憾地感叹：“为什么柯P（柯文哲的昵称）不在我们这里选？”。“青色力量”和“柯文哲旋风”的出现可以说正是台湾民众期盼政治变革心态的最佳注脚，也是对改变台湾目前政府治理能力和模式的强烈呼声。

　　台湾目前两党的缠斗使得不管什么政策都很难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政治环境恶化直接导致台湾经济发展受到影响，这就要求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变革。在台湾，变革的力量和要求变革的心其实已经无处不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不断呼吁与青年拉近距离，并表示年轻人虽缺乏经验，但他们的创意和观察力，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行政院也举办“网路发展趋势研习营”，希望府内官员在业务处理、回应人民陈情或总统府网站的使用介面，可以思考改进之处，希望更贴近人民。由此可见，台湾是在进步的，也是在不断调整的。所以鸵鸟心态不可怕，重要的是能够充分认识并利用好这种心态。

　　从根本上明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古语的内在含义，才有可能在台湾推行大规模的变法改革，也才有希望在两岸日后的沟通协商中为台湾争取相对有利的地位。历史是无情的，它只会记住那些抓住时机的人，而甩下所有心存侥幸的守旧者。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亟须清醒地意识到，今天主动推行“变法”，正是为了避免将来发生被动“变天”。

　　在变法条件上，台湾的确有自己的“小确幸”。例如中央和地方可以相对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循规蹈矩式的民主对台湾的未来有喜也有忧——喜的是，不论台上如何换人，台湾的政局都依旧“稳定”；即便中央受伤，地方也依然可以完好地运行；再者，因为互相监督，以及要想执政的信念的支撑，地方首长可以最大程度地去耕作民心争取民意，因此也就具有了坚定的民意基础，而这方面是大陆所不具备的。大陆的地方首长，如省市官员，虽然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甚至超过许多中小国家，但往往更注重中央方面的意志，受意识形态约束，缺乏民间的反制，因此在灵活性和争取民意上都不如台湾地方长官“长袖善舞”。

　　台湾政坛一批真才实干的政治家也为台湾政治增添一股亮色。近年来，台湾涌现出了诸如陈菊、赖清德、朱立伦等一批务实肯干、能力突出的地方首长，他们对自己所治理的县市付出良多，也因此积聚了极高的民意支持率，获得市民赠予“花妈”、“赖神”这样的亲切昵称。可以说，这些地方长官在市政上的辛勤耕耘，以及那种“治小城如烹大鲜”的敬业态度，都值得大陆的同级别干部乃至香港的政府官员虚心学习。

　　赖清德与陈菊作为实干型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得票之高也反映了台湾人对其施政的认可。台湾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会让政权“变天”的民主，更需要一批真正的政治家和社会管理者。

　　“最后一里路”变为“第一里路”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称自己输在“最后一里路”上。但是，在九合一选举后，蔡英文将寻求改革作为2016年民进党向大位进发的“第一里路”，应该说显示了正确的方向。希望这是“重生”的开始，更希望是民进党带领台湾更新的前奏。

　　九合一选举民进党胜了，但绿营领导人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清楚地知道并不是自己确实优于国民党多少，民众对国民党治理的不满很可能会马上转移到他们身上。因此，蔡英文在近期召开“开放中常会提案”网站启用记者会时表示，要把年轻人积极且带有叛逆的声音带进中常会，这是参与新政治的第一里路，期许民进党能将人民的期待转化为台湾新政治运动的动能。蔡主席也直言，民进党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政党，应该是青春正盛，但是也担心老化僵固，因此必须找寻让党“永保青春”及“抗老化”的方式。显然，在崇尚鹰的台湾，蔡英文选择了鹰的重生这样一条自我改造的路。在这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路上，如果她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官场运行模式，建立一套全新的执政理念并从管理推向治理，台湾的变天就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而不再是简单的政党轮替。

　　民进党，作为本土政党，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自创党以来，一直坚称代表台湾草根最真实的声音，所以，在民众对蓝营极尽失望的当下赢取民心回归便有了天然和后天的双重优势。然而近些年因为纠结于执政和大佬们原有的意识形态离草根越来越远，如果能够再从以下几方面作出改变，不仅执政会变得天时地利人和，带台湾再上新的高度恐怕也如探囊取物。

　　民进党的“神主牌”如同鹰喙，也是重生的先决条件。因此，打破台独“神主牌”，改变一切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思想，应该是蔡英文和民进党首先应该转变的。随着时代发展，在海峡两岸交流日益密切的大势下，台湾民众其实早不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台独”不仅未必能满足少数人的本土意识和野心，还有可能造成两岸民众不想看到的危险场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民进党在内的所有主张“台独”的人都需要真正为台湾民众的利益着想，跳出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虚无的本土意识。但蔡英文在2014年5月份回炉以来，一直“冷处理”两岸政策，直至赢得地方选举后才首度重启中国事务委员会运作。即使她在民进党中常会上提出建立“两岸小组”，希望能专责两岸事务，但她的“三个坚持”和“三个有利”似乎显示蔡英文没有真正调整的打算，在这点上，蔡英文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不能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

　　在民进党长出新“喙”之后，拔掉爪子上老化的脚趾也就顺理成章。这些脚趾，主要体现在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区隔上。2000年，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从街头走进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民众欢呼着民主政治的胜利。民进党为了获取选民的认同，在两岸交流方面对大陆的极端对立上故意体现出与国民党的不同；在内政上则骂马声音不断，逢蓝必反……这种表现从民进党执政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以陈水扁为例，他在2000年代表民进党成功当选总统，在其执政的八年间，视“台独”为政治资本，将台湾经济政治化，留下了经济下滑的烂摊子，也留下了一堆腐败案子，不仅撕裂了台湾社会，也增强了与大陆的对抗。民进党饱受这些遗毒之苦的同时，却未能将“台独”从其僵化的思维里请出，蔡英文2008大选败在“最后一里路”，令人扼腕，也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应当看到，民进党其实并非没有把握机会的能力。2008年，民进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当时曾有不少人悲观估计民进党将长期颓败。然而，六年的时间不到，民进党就在台湾史上最大规模的“九合一选举”中大获全胜，将“历史性”惨败还给国民党。面对胜利的果实，他们需要较以往更多几分的成熟和勇于改革的魄力。民进党在创党之初并不乏这方面的信念，甚至在某些方面做得相当出色。

　　1986年，组党后的民进党参加第一次的立法委员选举与国大代表选举，总得票率约20%。受限于戒严令尚无法核准登记政党，当时仍是以无党籍参选。此后民进党也发动了多次街头游行活动，争取当局解除戒严、争取国民大会代表直选与一系列的公共政策调整。初期的主要政见是想争取民主自由，让被限制政治权利的台湾人民有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可以看出，民进党新生时期在破旧立新上的表现非常值得称道，也确实为台湾的民主进步作出了贡献。但世易时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的台湾又经历着新的变革期，想重夺政权，实现比以往更大的突破是民进党和蔡英文不应忽视的。

　　作为在野党，民进党更应该在此基础上发挥自身的优势。从怒火街头中诞生，一直都坚称代表着台湾草根最真实的声音，又是台湾的本土政党，这方面是国民党无法比拟的。再者，民进党可以利用目前扮演的角色发挥其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反映不同的呼声和意见，尽力为台湾民众争取更多权益，从而加大在2016大选中成功的砝码。

　　再次，民进党如果能够放下架子与中共沟通，在民共交流问题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机制，并将这种机制长期化、制度化，而不是把其作为争取执政的权宜之计，那对2016民进党重返执政会再增加一个有力的砝码。长期以来，民进党一直自恃台湾保持着对大陆的优越性，即使认识到两岸政策是其罩门，或许是出于“摆阔气”的需要很难摆脱在两岸交往上显示的高姿态。但如上文所述，随着大陆各方面实力的不断增强，台湾和民进党所引以为豪的民主和文化对大陆已不再具有当年的典范意义和启蒙作用，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以往台湾社会总会有种声音，“虽然经济上未来可能会落后于大陆某些地区，但我们的软实力是大陆民众所称羡的”，但现在台湾后势堪虞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上毫不起眼的普通地方。若不能政经调合，改变理念和思路，长此以往，台湾最终可能成为无法发声的寂寞小龙。

　　台湾民主目前也陷入了迷思，从陈水扁到马英九内阁，扑朔迷离的王金平关说案，官员贪污、以权谋私都没有杜绝。陈水扁八年执政期间，虽然实现了小三通和两岸包机，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等政策，但台湾社会更经历了鼓吹“台独”带来的动荡和不安，在2008年接下来的两次大选中接连失败也在情理之中。此后民进党一直不断地深入检讨，希望2016能够重掌政权，现在机会来了，相信民进党会像老鹰一样为了更长久的生命而选择自我蜕变。其实台湾大多数人可能对中共交流的基础“九二共识”并不以为然，当他们批评这个共识时，很可能是表示认同。但要竞选领导人的时，却不能只提出反对，得拿出让台湾人民看到比“九二共识”更有说服力，能让他们感到安全，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共识”才行。这一点，对于蔡英文或者说民进党来说，更应该深有体会，因为民进党一直表示自己代表台湾草根最真实的声音。

　　而除了上述几方面的改变，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民进党要认清台湾在被边缘化的现实下，之前“恃美拒陆”的思想观念也必须作出相应地调整，就像老鹰长出脚趾再拔掉羽毛。近年来，中美战略对话机制越来越多，台湾已非影响中美关系的核心要素。民进党由于同大陆的历史交集较国民党少，加上主张“台湾独立”，在政治与军事上对美国的倚赖更重，恃美拒陆，一直是民进党的重要政策取向。但在美国越来越看重同中国的关系，而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让步时，民进党应该比国民党更清楚时势，更快产生相适应的策略以应对已经变化的现实，更好地为2016大选争取筹码。

　　“九合一”选举后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访美时曾说，民进党不会将选举解读为国民党两岸政策的失败，这无疑是向美国表明民进党在两岸路线上有调整的转机，以降低美国政府对民进党两岸路线的戒心，为2016大选争取美国的支持铺路。但现在的台湾对美国来讲，不过是其制衡大陆的一枚棋子，是美国利用一个支持“台独”的民进党而已，美方最终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绝不会设身处地为台湾着想。元旦双橡园升旗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2015年元旦发生的双橡园升旗事件，美方表示强烈不满，大陆日前公布增设新航线，台湾向美方求助希望美国能帮其发声时，不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换回的还是美国国务院连续几日措辞强硬的声明，驻美代表沈吕巡也因为此事甚至已经被美方彻底冷冻。可以说，上述事件虽是国民党所为，却准确反映了台湾政党的普遍心态，即对于美国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已深入到台湾政党的骨血中。“以不变应万变”，对台湾，并不是一个良策。尤其是在梦中都想夺回执政权的民进党，若想在大选中获得美方的鼎力支持，牢记2008年大选时美方釜底抽薪，转而支持马英九势不可免，因此改变阿扁执政时期给美方留下的后遗症也是其要做的功课之一。一味地坚持“台独”，会不断丧失话语权，也会大挫选民对民进党的信心，民进党切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天时地利人和助力民进党

　　民进党其实早已意识到前两次大选败北的主因和追求执政上的短板。但大佬政治对民进党的影响太深以至于有时候形成尾大不掉的困局 ，这始终是困扰台湾和民进党的一个难题。“台独”作为当年反强权反专制的产物，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现在已失去合理存在的土壤，而民进党却没有相应地跳脱出自身视野的局限。如果说台湾执政党的思路要因应外部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是一种被动的改变，那么不妨化被动为主动，用新政和新的理念来争取选票，先发制人会收货更好地效果。台湾民众已然对国民党失望，新任主席朱立伦上任后虽进行了一系列人事整改，但能否有足够的魄力与马英九切割，带领国民党杀出一条血路在短时间内赢得民望使人心回归，还很难讲。民进党如果在这时执政，并推出新的理念，在耕作民心方面，将比国民党更具优势。

　　“变天”给民进党提供天时地利，“变法”将赢得人和，而蔡英文作为民进党的领袖人物和2016冲击总统大选最可能的人选，若能高瞻远瞩与党内其他关键人物协调，调整唯陈旧的意识形态马首是瞻这一思路，再加之自己清新的学者形象，为台湾书写一个新的时代，载入民进党的史册也就不是空中楼阁了。

　　其实，蔡英文有时候可以学学柯文哲。柯文哲抛出的“两国一制”，先不管“两国”的言论如何，也不属于一个台北市长探讨的范畴，但至少可以看到他可能真的想在两岸问题上作出突破性的实践。 “两国”固然不可取，但“一制”却有启发，同样的制度可以消弭很多差异。社会文明、人民的幸福指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相通的，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柯P的话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是可取的。正如美国和加拿大，因为同样的制度，人民的观感也就没有太大差别，也基本不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其实所谓“一制”对民众来说不会去理意识形态的意义，而是更身感体受的是政府治理的模式和水平，社会的规范及文明和财富、资源的合理及公平的分配，也就是“公平、正义”。两岸若能如此“一制”，相信同样也会增强台湾对大陆的好感，减少其对大陆制度和政治的恐惧，统独的争议也会逐渐淡化，最终赢得人心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