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主导中纪委横扫数十“大老虎”之后，习近平寻找“后路”抑制王岐山势力？日前，海外媒体以最高检、最高法升级专门设置“证明”习近平对王岐山的“不满”，认为习近平正在以此抑制王岐山主导的中纪委搞“法外反腐”。然而，有观察人士分析，这种解读不值得一驳，因为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的步骤和节奏都是习王甚至政治局常委之间预先确定的。从“治标”到“治本”，两人达成的共识早在2013年便公开，因此不存在王岐山遭习近平削权之论。实际上，此说仍难逃“天鸟尽良弓藏”的权斗逻辑。
日前，海外媒体引述一位来自最高检反贪局的人士说，习近平对舆论潮水般的批评中纪委法外打虎一事并不是不知情。目前，习近平腹中已有“法治反腐”计划，其中，提升反贪总局级别与限制中纪委反腐职权就是为了回应外界针对中纪委的这种“法外打虎”的批评。
除了提升反贪总局在官僚体系中的级别之外，习近平“法治反腐”的另外一招就是在最高法院搞巡迴法庭。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迴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桉件。这种巡迴法庭，就是最高法院的派出所，在审级上等同于最高法院。巡迴法庭的法官也来自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各业务庭选派，按一定的时间轮流派驻巡迴法庭。巡迴法庭的判决效力等同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均为终审判决。2015年1月28日，最高法院第一巡迴法庭在深圳正式挂牌。按照部署，这个巡迴法庭将管辖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桉件，第二巡迴法庭也在1月30日在渖阳正式挂牌。
据悉，目前习近平的反贪总局的顶层设计计划包括：将反贪总局从最高检察院内部的局级单位升格为副部级单位，赋予其直接负责查处副部级以上高级贪官的权力，从而取代目前中纪委的反贪职能，而且，根据这个计划，未来中纪委的职能定位为仅限管党纪。
另外，早些时候，王岐山本人最近在纪检系统的一个“新春团拜会”上罕见提到退休等敏感议题，声称“如果我是局长的话，我应该退休很多年了，如果我是副部长、部长的话，我也应该退休了”。此言论更加增加了外界的好奇，人们甚至开始讨论王岐山能否打破早年江泽民时期形成的“七上八下”的惯例，抑或让位栗战书、赵乐际或者汪洋。
的确，诚如上文所言，中纪委如此“打虎”的确是不可持续的，但政情观察人士认为以此解读习近平“不满”王岐山甚至限制中纪委权力的说法有失基本判断。事实上，其一，“打虎”依然任重道远，潜在大老虎并不容易“打”，中纪委尤其是王岐山的闯劲仍然不可获取；其二，截至目前，所谓的“法外反腐”并不与法形成公认的党纪国法冲突，相反，王岐山执行比国法更严苛的“家法”，至少已为本届领导层赢得了相当的名义支持和政治声望；其三，也正如海外媒体所言，反腐总局是习近平“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规划的顶层设计的一个关键部分。在2013初举行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了他的“法治反腐”的最初想法，当时他说，“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而从此后王岐山历次回击“反腐转折点”以及反腐终结论等等时，均明确说明了反腐从“治标”到“治本”，从战略战术上遏制腐败蔓延、震慑腐败，而后织就法治网络达到反腐目的的谋划。
实际上，2014年10月份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透露：“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并作出决定。为此，成立由我任组长，张德江同志、王岐山同志任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两位省里的领导同志参加的文件起草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文件起草工作。”由此判断，在习近平的反腐谋划中，王岐山自始至终是确定参与主导的。至于推动法治反腐的动作，王岐山并非局外人，更不是习被动因应外界批评的仓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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