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以来中国官员辞职、离职潮进入高潮，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申请辞职者被曝自身存在问题。继中纪委旗下《中国纪检监察报》5月12日刊发《官员辞职“下海”须防范“期权交易”》，发出严防官员下海兑现“身份红利”的警告后，近日再有消息称中共中央已经为此下发密件加紧控制（官员离职潮），该文件下达至省部一级部门。
2015年以来，中共官员辞职和离职潮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年3月底，申请辞职、离职的公职人员达175,500余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地厅、司一级官员就有12,000多人。3月底至4月上旬，中组部对地方申请辞职的处级官员进行突击检查，发现高达80%的人被举报在经济上、生活道德上有严重问题，在申请辞职、离职的地厅一级高官中，有30%的人有家属在境外。《争鸣》第451期的文章透露，为应对这波浩荡的潮流，4月中旬，中共中办、国办、中组部下达密件至省部一级部门，该文件包括八条意见，其中提到：严格控制在接受审查的官员，已被列入待审查的官员一律不批准或暂停审核其辞职、离职，对此有关部门要承担政治、纪律的问责；对于在重要岗位、政审合格人员、官员要作出挽留，主要领导要上门做好工作等。
十八大后，随着取消下放行政审批、公车改革、养老、医疗并轨等一些延宕多年的改革重头戏加速推出，大陆官场的公务员“金饭碗”，正慢慢褪去昔日的光辉。诸如“清卡行动”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等官场新政，更是让以体制内灰色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基层公务员的收入预期大幅下降。虽然2014年的公务员报考依然火热，但很多中低层的公务员已经有了离职转行的想法，“社会上的机会这么多，干个什么不能赚这几千块钱？”但是，在经商自由的今日中国，这不会是新一轮官员下海潮的主流。中共国务院研究室曾经发文披露：随着反腐工作持续，沾上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担忧火烧上身，开始出现辞职苗头。比如今年4月7日以“有抑郁症，需要接受治疗”为理由申请辞职的湖南省临湘市长龚卫国，就被当地政法部门查出涉嫌吸毒。
习近平2012年接掌中共最高权力后，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联手展开的强力反腐、整顿干部与公务员作风的官场新政，其最大的成效并不是处理了多少贪腐官员，而是让更多的官员开始明白，习、王领衔的反腐不再是轰轰烈烈的光打雷不下雨，而是真真切切的、力度迅猛的、长期化的制度性反腐。
早在2014年年初媒体指出，习近平强力反腐催生的这一轮官员下海潮，必将是以一场问题官员悄然逃离为主的官场流动。除了在近两年反腐风暴中被动辞职的华润电力总裁王玉军、中海运董事长李绍德及副董事长许立荣、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中石油高管温青山等在辞职的同时被曝涉嫌贪腐案件的官员外；各贪腐案件高发地也同时出现官员主动辞职风潮——自前任市委书记杨卫泽成为2015年头一个落马的“新年首虎”后，江苏这个曾经是官员火箭发射中心的官场福地，逐渐沦为继四川、山西之后，中共反腐风暴的一个新漩涡中心。2015年年初，南京官场就再现异动，1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群、陆冰同日辞职。
媒体分析，对于问题官员的辞职，从制度上如何追责；就算官员离职前没有贪腐渎职的问题，官员离职经商后，如何限制他们利用之前的官场关系大搞不正当竞争？这是中共需要应对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共一定要防止官员“带病下海”，对他们的离职审计一定要严上加严，并且务必要设定责任追索期，在追索期内一旦发现重大问题，必须按官员反腐要求处置。不能让官员在这一波的下海潮中，带着灰色的金钱与资源“轻松”离开官场。
显然，中共高层在反腐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2014年8月，早已辞职4年的呼和浩特市原市长汤爱军，被当地官方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中国纪检监察报》在5月12日的《官员辞职“下海”须防范“期权交易”》中还称，“各级官员往往拥有一定的政府关系，其中一些身居要职的人还掌握着很多政府信息。这些官员一旦离职‘下海’，就可能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也极易滋生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和期权腐败现象。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各级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掌握着部分行政和经济资源。如果不对官员辞职“下海”加以规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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