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调动不了解放军 原因分析

　　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当年的总理兼救灾总指挥温家宝调动不了部队，而在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时，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说：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听从国家防总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而当时的国家防总的总指挥是副总理中排名第四的温家宝。为什么十年后进入了胡温时代，温家宝却在救灾时指挥不动部队？

　　2015年5月3日《中国企业家》发表了《总理们痛批过哪些事》一文，提及温家宝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时指挥不动部队的一事：“2008年，汶川地震，温家宝亲赴灾区。当温家宝接到电话，听说由于桥梁倒塌，10万群众被堵在山中，救灾人员和物资无法运入时，他在电话里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之后就把电话挂了。在随行记者的记忆中，温家宝向前往汶川的登机部队领导下达指示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

　　《看中国》记者李文隆在《陆媒重提温家宝摔电话，郭伯雄再被聚焦》提到：“海外媒体曾披露，当时中共军队行动迟缓、甚至以“天气不好”为由按兵不动。而因为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绕过中共军委决议在成都设立军内救灾指挥部，并拒不服从救灾总指挥温家宝的命令，使胡温失去黄金救生时间的72小时。”

　　《世界新闻网》中国新闻组在《郭伯雄不听话温家宝摔电机》中提到：“《老人报》2013年曾披露，进入汶川的道路尚未完全打通，5月14日清早的国务院救灾会议上上，温家宝向军方官员要求：「把我空投进去！」但这些官员不敢做主。情况迅速报给了郭伯雄，郭伯雄以有的直升机性能不是很可靠、天气不适宜飞行等为由拒绝。最终，温家宝被「劝阻」，未能如愿。”

　　这是旧事重提，特别是郭伯雄倒台之后，痛打落水狗是中国媒体一贯的做法，也不会受到什么新闻检查。问题是一国总理、汶川地震救灾总指挥温家宝为什么指挥不动部队，难道仅仅是因为一个贪污腐败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作梗？

　　二、1989年长江抗洪真正指挥千军万马的是温家宝

　　1998年长江发生洪水，用中国新闻媒体的话，那是百年洪水，是世纪洪水。8月7日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也就在这一天，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长江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决定动用正规军参加抗洪救灾工作。其实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动正规军则是在八七会议之前。

　　当年的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在《难忘的九八抗洪斗争》一文中写道：“根据江主席的指示，军委命令总参先后调动了南京、广州、济南、沈阳、北京军区和海军、空军、第 二炮兵、武警部队的精锐部队，有时一天之内，最多调动了15个师。一时间，精锐尽上，精兵尽现，摆开了人民解放军自渡江战役和东北解放战争之后，投入兵力 最多的南北两大战场。这是一次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近似实战的大规模用兵。为贯彻执行江主席的决策指示，军委像组织重大战役一样，及时向部队下达各种命令，指挥部队行动。”

　　许多人以为是江泽民直接指挥了部队的九八抗洪。其实不然。江泽民是在1998年8月13日才到长江抗洪第一线，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也不长。真正直接指挥部队九八抗洪的是温家宝，他当时在国务院副总理中排名第四并兼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派出负责人参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工作，由他们向部队的救灾指挥部传达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具体救灾命令。

　　8月13日张万年在向江泽民汇报时说：“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仅在湖北就集结了8万多兵力。济南军区、南京军区还准备了5个师的兵力，正处于紧急出动状态，可以随时调用。这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按照中央决定，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听从国家防总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江泽民回答说：“好，国家防总的总指挥是温家宝同志，他是受中央委托在一线指挥的。”（黑体字形为笔者所加）

　　可见参加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的部队听从国家防总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国家防总的总指挥是温家宝，受中央委托在一线指挥。是温家宝真正指挥着长江沿线的十几万部队和几百万民兵。

　　当年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廖其良少将掌管炸毁长江江堤（分洪）的指挥权，而他只能按照温家宝一人的手令办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1998年长江洪水并非百年洪水

　　其实1998年长江洪水并非百年洪水，也不是世纪洪水。原政协委员、一生从事长江洪水研究的陆钦侃工程师将1998年洪水与1954年洪水做了对比：

　　从三个水文站的资料来看，1998年的洪水，无论从最大流量还是最高水位来看，均比1954要小。陆钦侃指出，在1954年6－9月通过安徽大通的洪水总量是6120亿立方米，其中1023亿立方米是超额水量，他估计1998年超额水量不会超过300亿立方米。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处于宜昌下游、武汉上游的沙市1998年的最高洪水位超过了1954年。1998年沙市的最高洪水位为45.22米，超过了1954年最高洪水位0.55米。造成沙市最高洪水位超过1954年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没有依法办事，没有按照长江防洪规划动用荆江分蓄洪工程，尽管当时工程区的居民已经转移完毕，炸毁大堤的21吨炸药也分别埋入119个炸药孔。如果1998年防洪能像1954年那样，多次动用荆江分蓄洪工程，即可消纳这超额水量。

　　按照长江防洪规划规定，当洪水位超过1954年，荆江地区分蓄54.0亿立方米，城陵矶附近区分蓄洪320亿立方米（洞庭湖及洪湖各承担160亿立方米），武汉附近区分蓄洪68.0亿立方米。湖口附近区分蓄洪50亿立方米（鄱阳湖与华阳河流域各承担25亿立方米）。如上所述，1998年沙市洪水位超过1954年，8月6日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联合呈上了启用荆江分洪区的请示报告，与此同时分洪区群众开始向安全地带转移，16小时内，分洪区完成了33万人、1.8 万头耕牛的安全大转移。

　　让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感到十分意外的是，作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最高决策者温家宝副总理竟然决定不分洪。王敬东在《荆江安澜》一文中写道：“23时左右,刚刚散会的温副总理在他下榻的客房召见了贾志杰和蒋祝平。“志杰、祝平同志，经过与专家紧急会商,现在可以郑重地通知你们，今晚可以通过严防死守，咬紧牙关顶过去……”温副总理神色严峻地说道。温副总理关于荆江不分洪的决策，似乎有些出乎这两位湖北最高领导的意料之外，等回过神来，他俩接受了这个至关重大的决定。随后，温副总理对迎战第6次洪峰作了紧急部署：严防死守大堤乃重中之重。第一：全省紧急动员，奋战两天，打恶仗，打硬仗；第二：巡堤查险以地方为主，这两天要特别加强；第三：要组织专门力量，备足物料，运送到位，以应抢险时用；第四：所有技术力量都要上岗，尤其部队上去后。要给他们配备技术力 量；第五：重要险段预案，主要是石首、洪湖、监利要认真制定好。以上五件事要立即下达死命令。”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气物理学家陶诗言认为，今年6－8三个月中的降雨量并没有超过1954年的降雨量。他说虽然该年天气反常造成雨量增加，但并不是洪水的主要原因。原水利部部长杨振环原指出，1998年长江所造成的严重灾难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按照长江防洪规划所制定的措施，及时使用荆江防洪区，人为抬高了长江水位，造成重大损失。

　　不依法治国，不按照长江防洪规划所制定的措施，不使用荆江防洪区，人为地抬高了长江水位，这就凸显了洪水灾情的严重性，更凸显出大规模投入部队救灾的必要性。

　　四、和一个人结盟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干一件坏事

　　不可否认，在温家宝背后要求不采取分洪措施的是江泽民。因为1998年的长江抗洪实际上是一场秀，是借题发挥。1998年的长江救灾，成了和平时期江泽民检验军队对其效忠诚度的政治契机。在张万年等军队领导者的支持下，军队在救灾第一线宣誓，一切服从江核心的指挥。至此，江泽民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既在军队内部得到了检验，也在国际国内充份展现。利用民众对险情的关心，演变成展示江泽民个人对军队控制力的道具，这已经说明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

　　温家宝喜欢引用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第一线真正指挥的温家宝是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和行政技术风险，但他这么做绝不是仅仅为了国家的利益。虽然温家宝没有动用荆江分洪工程，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温家宝利用总指挥的权力，命令放弃监利、石首部分地区以降低高水位溃堤的风险。其实在长江防洪规划中并无放弃监利、石首这一措施，况且当地居民与洪水抗争了一个多月，保住了家园，并无放弃故园的任何思想准备。因此温家宝的决定遭到民众、地方政府负责人和乃至到地方监督抗洪工作的沙市领导的坚决反对。最后温家宝下十二道金牌，部队开枪弹压，并将地方政府负责人和沙市常委抓起来才使分洪成功。在抗洪前线违抗国家防总总指挥的命令，这是大罪，是要掉脑袋的。事后朱镕基网开一面，让几位地方领导离职回家，算是给了处分。但是温家宝对此一直没有一个态度。

　　1998年身为国家防总的总指挥的温家宝是排名第四位的副总理。都说温家宝是胡耀邦发现的人才，后为赵紫阳所重用，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关于温家宝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评价，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

　　温家宝在1998年长江抗洪中与江泽民的默契配合，使他在2003年战胜其他对手成为总理，从此开始了所谓的胡温时代。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对重树部队在老百姓心中的伟大形象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1989年解放军用坦克和子弹镇压了六四运动，虽然说解放军官兵只是执行了命令，但是越过了人民军队不打人民的这一条底线。六四之后，解放军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声望一落千丈，部队的士气也十分低落，好像处于被遗忘的角落。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解放军又成为媒体的骄子。每天打开电视，不是解放军战士在长江边上要求火线入党，就是看到解放军战士在江边大堤上没命地奔跑（而且还累死了数名战士），红旗飘飘，激动人心。解放军战士又成为了最可爱的人。

　　五、温家宝当上总理后就大谈科学抗洪，反对人海战术和严防死守

　　中国媒体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歌颂当朝皇帝的英明。但是往往在歌颂当朝时又有意或者无意地贬低了前朝皇帝，同时也贬低了在前朝皇帝那里韬晦的当朝皇帝。

　　2003年温家宝上任总理后不久，7月淮河发生大洪水。中国政府几次动用行蓄洪工程，并没有大规模动用部队。洪水过后，中国媒体立即大力吹捧胡温科学抗洪的伟大意义。针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胡锦涛有科学发展观；针对江泽民的严防死守、人海战术的抗洪原则，温家宝提出了科学抗洪，按照科学规律抗洪。

　　2003年7月17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淮河抗洪坚持“以人为本” 这是“科学”的胜利》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是“不再搞“人海战术”，不再提“严防死守”，淮河抗洪：一次“科学”的胜利。”文章认为，由于胡温采用了“以人为本”的抗洪理念，不再“严防死守”、“人海战术”，此次洪灾无一人伤亡。文章特别强调，在此次抗洪过程中，凭借高科技先发“治水”，合理启用行蓄洪区。文章根本没有提及参加抗洪工作的解放军和武警的作用。

　　1998年的抗洪中，中央军委的将军们力挺江泽民，搞人海战术，严防死守，重新换来了最可爱人的美称，也换来了大量的资金。大规模动用野战军的救灾费用是否超过洪水灾害造成的损失，温家宝没有公布过数字。当年一百多位将军也服从温家宝的直接指挥，没有掉过链子。没有想到，温家宝一当上总理后，就批评1998年的抗洪策略，批评严防死守，批评人海战术，好像他自己和这个错误的抗洪策略没有任何关系似的。虽然说中国媒体没有把批评人海战术，批评严防死守的矛头直接指向江泽民和中央军委的将军们，但是将军们心中不服，对温家宝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2007年，也就是汶川地震前的一年，淮河再次发生大洪水。据说此次洪水比1991年大，但是没有死一个人。洪水过后，中国媒体又刮起一片吹捧风。有文章说：依法防洪 科学决策，实践证明果断采取分洪措施是正确的。又有文章说：从2007年淮河大水防御看我国防汛抗洪能力的提升。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专门撰写了《2007年淮河防汛抗洪总结》，总结中大谈“科学分析，果断决策，精心调度。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淮河防御洪水方案》和“上蓄、中畅、下排”的防洪调度原则，统筹考 虑上下游、左右岸关系，依靠上游水库拦洪错峰，运用中游行蓄洪区滞蓄洪水，利用下游泄洪河道排泄洪水，“拦、分、蓄、滞、排”有机结合，实现了对洪水的科 学有效管理，使洪水始终处于可控状态。”一篇一万四千字的总结报告，十八次提到“科学”，只有一次提到解放军。

　　胡温当政期间是中国灾难多发的时期。比如2008年初的雪灾，政府救灾行动缓慢，救灾力度不足，损失巨大。中国媒体中报道领导英明抗灾的多，领导亲民的多，但是报道部队救灾英雄事迹的少，因为温家宝都没有给部队这样的机会，部队当然不服。当机会到来时，部队就会坐观温家宝如何“以人为本”，如何按照科学规律救灾。

　　六、汶川地震救灾——不知震中在哪里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04.1秒四川发生强地震。关于地震震级，中国维基百科上这样记载：根据中国地震局的数据，此次地震的面波震级达8.0Ms、矩震级达8.3Mw（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矩震级为7.9Mw）。中国地震局和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定的汶川地震（矩震级）相差0.4，即中国地震局认定汶川地震释放的能量为美国地质调查局的4倍。此次地震微观震中（北纬31°00'，东经103°40'），位与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的行政范围内，该投影点的最近居民点是汶川县漩口镇八角庙村的桂子坪，距离汶川县城六十多公里，距离都江堰城区正西二十公里，距离紫坪铺水库仅5.5公里。自2008年以来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如范晓，雷兴林，杨晓源，廖永岩，易桂喜，马文涛，卢显等都发表研究文章证明：紫坪铺水库诱发了汶川地震，这个观点也得到不少国外科学家的支持。

　　地震发生时温家宝正好从河南考察回京在驱车回中南海途中。得知汶川地震，他又返回机场在第一时间飞赴成都。温家宝在第一时间飞赴灾区第一线，得到许多人的好评。其实，救灾总负责人在第一时间飞赴灾区第一线乃是兵家大忌。救灾总负责人到第一线固然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但是也很容易失去对全局的全面了解，犯战略性错误，因为他离得太近，看不清。

　　当时温家宝主要担心的三个问题是：

　　第一：紫坪铺大坝是否会溃坝。如果溃坝将淹没成都，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中国核工业基地是否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第三：震中的最严重的受害情况。

　　在与温家宝飞赴成都的同时，水利部副部长矫勇也带来工作组和专家组赶赴紫坪铺大坝，地震发生后，紫坪铺大坝体发生滑坡，发电系统瞬间受损，电站机组全部停机，泄洪闸门无法开启。紫坪铺大坝在地震中没有发生溃坝，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温家宝原计划从成都坐车直接前往汶川县城，他一直把汶川县城当作该次地震的震中。当时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中央政府和汶川县党委的红线联系中断了。在唐山地震中，中央政府和唐山市委的红线联系也中断了。唐山地震摧毁了唐山市委宿舍，市委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遇难。红线联系中断，中央政府不知道唐山的具体灾情，更不知道市委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遇难。汶川地震, 红线联系又中断，温家宝认定汶川地震震中就是汶川县城，那里灾情最严重，被夷为平地，县委领导人全部遇难。否则不可能没有人向中央政府汇报灾情的。

　　晚八时，温家宝乘车来到了都江堰，得知前方道路受滑坡和岩崩影响，无法通行，便在都江堰建立起他的指挥中心。查看当时的救灾报道，从12日下午14时28分到晚８时温家宝在都江堰建立指挥中心，在这六小时中基本没有组织有效的救灾行动，所有人，无论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个人，都在等待，等待温家宝到受灾最重的地方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作出的决定。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兵家大忌。现在能见到的是第一个有组织的救灾行动是：12日晚２１时３０分成都市区上千辆出租车自发地奔赴都江堰灾区。

　　从都江堰到汶川县城的道路本来沿岷江的二级阶地而建造的，边坡稳定，不大会产生滑坡和岩崩。后来建设了紫坪铺大坝，紫坪铺水库淹没了原先的道路。新的道路被迫在山上重新开挖，边坡陡峭，边坡不稳，极容易产生滑坡和岩崩。地震后这条路就被山坡上滚下来的巨石所阻挡，而且还不断有滚石和滑坡体下来。

　　最初参加救灾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武警官兵。12日晚八点第一支武警部队四川总队阿坝支队向汶川灾区出发。在中国，武警属于双重领导，既归中央政府又归中央军委领导。要调动正规军则必须通过中央军委，也就是说，要通过胡锦涛。

　　温家宝命令武警部队，要立即从几个方向向震中地区(汶川县城)前进，要克服一切困 难、就是步行也要尽快进入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由于温家宝身在救灾第一线，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居民点，这里就是汶川地震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汶川县城距离震中六十多公里，灾情再重，也不可能比距离震中只有二十公里处的都江堰更严重。但是此时的温家宝已经看不到这一点了，在他的心中，汶川地震震中就在汶川县城。

　　武警部队对付手无寸铁的访民还行，但是面对滑坡和岩崩，部队畏葸不前。于是就有了温家宝指挥不动部队的这一幕。

　　虽然13日临晨１时成都军区空军曾派4架军用直升机去汶川县城，却因下雨而返航。一点也不具备以人为本、科学救灾的素质。如果当时温家宝是在北京指挥救灾，出动直升机去了解汶川县城灾区的时间应该不会晚于12日16时，那时空军也无法以天黑或者下雨加以推诿。甚至可以出动空军空降兵空投汶川县城，因为在1998年长江抗洪过程中温家宝曾大力表扬过空降兵。再说温家宝是在北京拿到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授权并非难事。

　　13日晨8时，温家宝再次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强调务必要在今天晚上12时以前打通通往震中灾区（指汶川县城）的道路，全面开展抗震、抢险、救人工作。

　　13日中午12时，由四川省军区司令员夏国富率领的小分队，从都江堰出发辗转理县，徒步跋涉，到达“震中地区”时，发现那里的房屋基本没有倒塌，灾情也不严重，只是电话通讯的天线被震倒，使得汶川县城与外界失去联系。在这同时，汶川县委派人徒步出来送信的也已经把情况报告给温家宝了。

　　现在中国政府把汶川地震中心定在汶川县的映秀镇，为的是掩盖汶川地震救灾初期的指挥错误。当时部队路过映秀镇，看到灾情严重，但温家宝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挺进汶川县城，部队没有采取救灾措施而继续前进。当济南军区1500人徒步赶到达映秀镇救灾时已经是5月14日晚22时。

　　在汶川地震救灾中，温家宝没有再谈科学救灾，没有再谈科学分析，果断决策，精心调度等等。16日上午，精疲力竭的温家宝离开地震灾区回北京。5月22日温家宝回到汶川地震灾区，23日到临时的北川中学，打断老师上课，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字。这足以说明，那时温家宝的思维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行为失常。作为小学校长的儿子，温家宝应该知道，任何人，包括皇帝，也不能中断老师的授课。后来朱镕基说过一句话：现在天灾人祸多，人祸大于天灾。显然比“多难兴邦”贴切得多。

　　七、结束语

　　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时温家宝副总理直接指挥千军万马；十年之后，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温家宝总理却调动不了部队。原因不单单在部队，在郭伯雄，也在温家宝。

　　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而不是国家的军队。每一个官兵是为党、为党的领袖服务，而不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温家宝对部队领导说：“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这句话足以说明温家宝对部队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1998年温家宝身为第四副总理能指挥千军万马，那是受党中央、受江泽民的委托在一线指挥；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时，温家宝虽然身为总理，但是他没有党中央的授权，自然难以调动部队。

　　第二，行政部门和媒体的阿谀逢迎塑造了温家宝的高大形象，却增加了部队官兵的不服情绪。启之在《林彪与谄谀》一文中指出：“腐败有种种，拍马逢迎、阿谀取容同样是腐败，而且是比贪污受贿更隐蔽、更可怕的腐败。”进入胡温时代，行政部门和媒体对胡温的吹捧就和当年林彪对毛泽东的谄谀一样，什么科学决策啦，什么科学防灾啦，什么以人为本啦。就以新华社2008年5月12日报道汶川地震的《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工作》的新闻稿为例，上面一共刊登了记者姚大伟的三张照片，全是温家宝的，似乎这一天就只有温家宝在救灾。这种阿谀逢迎的报道造离间了温家宝和部队官兵之间的关系。温家宝在汶川地震救灾中的指挥错误，是部队指挥官心知肚明的，他们是有意坐看温家宝的笑话。

　　第三，部队的素质低下。部队面对滚石、滑坡，畏葸不前；直升飞机数量少、性能差，下雨不能飞，风大不能飞，天黑不能飞。对比尼泊尔救灾的国际援助所带来的高新技术，就更能看出差距。观察汶川县城的灾情只需一架无人飞机即可完成。（王维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