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效仿的对象除了毛泽东以外，还有明太祖朱元璋。而毛泽东生前也最为欣赏跟他一样从农民和草莽变成皇帝的朱元璋。
一九四八年，明史学者吴晗到河北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呈送《朱元璋传》手稿。吴晗的着作以批判朱元璋的独裁暴政来影射毛的对头蒋介石，以为能够以此取悦毛。谁知毛泽东最欣赏的就是朱元璋，对吴晗的书不以为然，并命令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加以修改。一九五五年，毛审阅该书的修改稿时，再次对吴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一九六四年五月，毛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朱元璋以一个落魄的和尚，经十五载奋斗而成帝业，让毛联想到自己的丰功伟业而深有感触，并得出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迷信的特务统治、洗脑教育和苛法酷刑，更是被毛发扬光大。朱元璋奠定了用特务控制百官和百姓的统治方式，后来由锦衣衞又发展出东厂和西厂；毛的警察国家则更为隐匿而精緻，甚至让家人之间亦彼此监视和告发。朱元璋认为对贪官使用酷刑可以根除腐败，在各级官府公座两侧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也是首个对贪官使用凌迟的处决方式的帝王；毛则处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两名涉嫌贪污的高级官员，但这并不妨碍他本人声色犬马、荒淫无度。
在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布鲁和法国学者巩涛合着的《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一书中，有专门的章节分析朱元璋及明朝皇帝对凌迟这一酷刑的迷恋。凌迟是在辽代进入中国的刑罚实践，在北宋被用来处罚最严重的犯罪，在元代进入成文法典，但直到明朝才变得常见。朱元璋认为，皇帝必须让人恐惧，怀有邪恶企图的人终会败露，会受到皇帝所能设计的最严酷惩罚。他突破《大明律》，以汇集众多案件的《御制大诰》颁佈天下、警示官僚。
对贪官不敢用死刑
在凌迟处决大小贪官的判决中，朱元璋承认，在他治下的不幸的堕落的时代，酷刑不可避免，凌迟是实现天下太平的一种工具。然而，他始终无法解决长期困扰司法制度的问题：腐败并未被酷刑吓阻，他只能逐步加重刑罚。《大诰》三编的序言结尾暗示了日益严峻的形势：「呜唿！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兇顽之徒，虽数千万言，终不警省，是其自取也。」
习近平向朱元璋学习，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习不是亲自打天下的帝王，其创设和破坏制度的能力及空间都不如朱元璋那麽大。习不敢在反腐运动中对贪官使用死刑，即便是他痛恨的周永康都能免于一死，周永康的爪牙们更是获得轻判：李春城判囚十三年、蒋洁敏判囚十六年、王永春判囚二十年、郭永祥判囚二十年。民众普遍感到这些判决是「雷声大雨点小」，贪官坐牢三五年就能保外就医，这样的惩罚对其他贪官毫无震慑作用。如果连朱元璋的凌迟、剥皮等酷刑都不能根除腐败，习近平的舆论丑化、司法审判又怎么能让腐败官员洗心革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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