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党媒姓党”、任志强的讨论激荡于中国媒体舆论圈，也在中国之外引起较大反应。有对任志强的批判声讨，也有对他的支持和声援。任志强在被一些人拉进“批斗大会”的同时，也被另一些人套上了“英雄”的光环。在一些倾向于从意识形态层面批判中国的媒体的报道中，任志强就被描述成为了一个反体制英雄的角色。
事实上，除了任志强外，还有很多身在中国或是出身于中国的人物，因为与执政者立场观点不一致，并对其有所批评，而被中国内外的反对者视为“同道者”、“英雄”。而在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的美国西方媒体看来，他们则是能够挑剔、抨击和否定中国政治的鲜活例证。如果将先前“英雄”纷起的时期称为一个“英雄时代”的话，而今这一时代已在悄然落幕。
境外聚光灯下 “英雄”纷起 稍早前，记录中国“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被西方颁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所谓“路易斯•里昂奖”，遭到其所在单位新华社的阻止而成为新闻。经过部分媒体的轰炸式报道，中国干涉新闻自由和人权、遮掩历史真相的暴政的形象跃然纸上。
约在此前后，西方曾给予极高褒扬，并荣获美国人权基金会“哈维尔创意异议人士奖”、国际特赦组织“良心大使”奖的艾未未，也受到全球媒体较多关注。不过，这次不是因为他通过行为艺术批评中国，而是通过行为艺术批评西方在难民问题上的做法。
更早以前，同样长期在西方享有盛誉的达赖喇嘛也遭遇类似危机。《纽约时报》等媒体聚焦于达赖喇嘛及海外藏人近况，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剖析，却也有意无意地披露了一些少为西方读者所知的负面内幕。曾经围绕在达赖喇嘛身上的“圣光”有所褪色。
任志强、杨继绳、艾未未、达赖喇嘛等人，或许还要算上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避或被排斥在国外的参与者，如王丹、吾尔开希，身在狱中的刘晓波，被判刑的高瑜和浦志强等等，其身份、立场、观点迥异，相互几无交往，本不应被放在一起看待，却都因与中国官方存在或多或少的不一致，扮演了某一方面的批评者角色，而被海外部分媒体给予重点关注并划为一类，描绘成为专制体制受害者和反抗者的英雄形象。而中国之外的观者民众亦会将这些人杂糅在一块，拼凑起对中国的负面、令人反感的模糊印象。
其实，任何国家社会中都有对现状不满的批评者、反对者存在，一些人表现出更极端的倾向，即使是在全球维持秩序的美国也出现了造成很大麻烦的斯诺登。他们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正面意义，有时也会导致负面结果。中国作为相对落后国家，在急剧发展过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很多问题，再加上管控严厉，舆论环境比较封闭，更容易出现批评反对者。
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处于比较不利的环境，受到美国西方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陌生和恶意。中国国内出现的批评反对者，会被“美化”理解和描绘。不论是“受害者”还是“反抗者”角色，都能反衬出中国制度和政权之恶，进而证明西方制度价值观的正确，以及借此构建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并有可能在中国国内造成更棘手的事态。
或许，这些成名在外的中国人本无意于此，但是对于国外媒体舆论的做法却也无可奈何。对他们而言，外部的扩大和曲解会造成不同的效果。比如，会成就一部分人，增强了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批评反对的声音被放大，构成对中国执政者自身改革的压力。但是难以避免的是，他们会被背景动机复杂的境外媒体所“利用”，并有可能导致对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损害。
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也就是如果他们比较在意这种境外的关注，也有可能被其“绑架”和“捧杀”。如果名难副实又缺乏定力，当被套上“英雄”的光环后，可能会陷入这种幻象中无法自拔，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进入一种迷失状态。那么，这对其个人而言就会是一种悲剧。
十八大后“英雄时代”落幕
有批评声音认为，当中国国内发生冲突时，其执政者习惯性地扯到所谓海外“敌对势力”、“反华势力”，也就是把国内矛盾转移成国外矛盾，以民族主义取代民粹主义，并且屡试不爽。不排除执政者有时确实有此动机。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外部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而执政者需要与外部环境打交道，对此也更为在意。这也是执政者所处的位置和视野的要求。
对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动机和恶意的美国西方政治媒体势力，在将中国的批评反对者描绘成美国价值观所能理解的“英雄”时，未必会对其做出准确细致的筛选，或者说是有意遮掩或歪曲了部分事实。例如，近期《纽约时报》对达赖喇嘛的采访报道，以及近期包括该报在内的西方媒体对曾经由其塑造的“英雄”艾未未的批评，不过是对曾经所忽略的事实真相的揭示，却都使其自身陷入一种尴尬处境。
事实上，自中共十八后，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一些变化。达赖喇嘛与艾未未被西方重新认识，而其他一些曾被美国西方媒体舆论热捧的“异见人士”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这来源于中国国家形势的改观，也来源于执政者对该群体的定向攻关。
媒体指出，在过去三年里受到受到中共指控的高瑜、浦志强、许志永三人职业身份不同，也分别代表了三个主要的政治异见群体：媒体记者、律师和学者。中共十八大后，南方报系被整顿、奚晓明案和许志永案的发生，分别针对这三类群体中较具挑战性或较为极端的案例，或许就是中共先手清理潜在“隐患”的操作。
这可谓中共执政以来第三次统合朝野之举。此前两次是毛泽东执政建国之初的上世纪50年代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虽然此次具体操作过程中仍然显露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更多地依靠法治程序、柔性手段，以及中共通过媒体所进行的说理、争辩、批驳和安抚。
随着中共改革整顿的持续深入，中国国家状态亦不断改观，积累的矛盾问题被逐步解决或减缓，批评反对者意见表达的激烈程度亦会有所减弱，而中国境外所片面化聚焦的“英雄”们也将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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