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贪官纷纷宁死不苟活

　　“侯处长，你知道现在可邪了吗？就是跳楼成风啊？我友情提示啊，咱们这个赵大处长，他们家可住四楼。”

　　“四楼，这跳下去，不死也残吧。都说，得了这个抑郁症，动不动就要跳楼，这赵处长万一也传染这病呢！”

　　这段时间，揭露官场腐败黑幕的《人民的名义》在大陆大火。第一集中，主角最高检反贪总局侦缉处处长侯亮平“埋伏”在巨贪小官、国家部委项目处处长赵德汉家楼下时，他的两名属下当时深怕嫌犯“畏罪自杀”，因而有了开头这对话。

　　这可并非虚构的情节，中国安徽省一名官员失眠半年后于昨天就跳楼自杀，引起舆论对官员精神健康的再次关注。有数据显示，中共十八大以后官员自杀的人数明显增多。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向《联合早报》分析官员近年倍感“压力山大”的原因时说：“十八大以后的反腐行动，削减了官员的隐形收入，使部分官员因为入不敷出而感到生活压力加大。严格的八项规定，则让一些改不了参加酒宴、收红包等习惯的官员感到担惊受怕。”

　　近年来，中国官员自杀案例逐渐增多，有不少犯事官员都以“忧郁症”、“压力大”等作为自杀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大约已有五六十名官员自杀身亡。

　　自习近平上台后，执政党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出实招、出狠招，突破“禁区”，清除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毒瘤，众多“苍蝇”、“老虎”纷纷落马。在此过程中，贪官自杀的数量和比例也在上升。

　　与贪官自杀数量明显上升现象相反的是，贪官被判处死刑的数量却明显下降。贪官判死刑的数量下降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国际上“少杀慎杀”的人道主义原则开始在中国的司法系统被逐步接受，另一方面是因很多贪官有坦白、退赃以及立功表现,所以实际上只有极少数贪官被最终判处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判死刑的数量少了而自杀的官员比例却多了呢？换个角度来说，贪官选择自杀，是否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两害相权取其“轻”，而选择了自杀呢？

　　在中国的官场文化里，一旦某人在朝中掌权，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也是近些年来“家族腐败”频繁爆发的原因。可是，自2013年以来，在畏罪自杀的官员中，很少有被继续深追下去的，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死者为大，一旦某个人死了，即便他是贪官，社会舆论也希望“手下留情”。

　　中国《刑法》规定，一旦当事人死亡，司法机关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撤销案件，或者终止审理。所以很多时候，随着涉案人员的死亡，案件也不了了之。因此，一些官员知道既然“罪不可赦”，将被判以重刑，那么何不“弃车保帅”？这样既能保护同僚，又能保全自己家人的利益，实现“死亡利益最大化”，但后果却是犯罪官员自杀率随之上升。

　　对此，执政党必须警惕一些官员以“自杀成仁”的特殊方式充当新的腐败保护伞，不要让反腐的利器在这个环节“迟钝”下来。而要遏制这种现象，应当完善法律和制度，贪官即便是自杀身亡了，也要一追到底，不能让他们的违法犯罪随着自杀而“逃之夭夭”，更不能让他们的同盟者以及背后“靠山”逍遥法外。要让贪官们知道“自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此外，纪检监察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该向全社会表明决心，不管贪官本人是否自杀，贪腐必查，赃款必究，真正做到对贪污腐败行为“零容忍”，使法律制度真正起到防火墙、防波堤的作用。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断绝中国官场“以自杀求逃生”而故伎重演的侥幸心理，也才能在减少官员自杀的同时最大程度震慑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