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士·莫里斯（James Mirrlees） 爵士，最近接受瑞士银行集团一次访问，这位从2002年已经开始在香港居住的学者在访问中说，他相信如果有机会，他所曾有过接触的港人，都将会肯定投票赞成“一个最大程度独立”的香港。
瑞银集团在其官方推特网页上，发表了莫里斯对目前国际和中国以及香港的个人看法。
莫里斯自言他决定离开英国而搬到香港居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之前执教的剑桥大学，硬性执行退休年龄的制度，而他毫无打算退休的念头。再者，他认为居住正在发展经济的中国隔邻，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经常对发展中的国家感到兴趣，当然没有人会形容香港现在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当时却真的差不了多少”。
他又说，在香港居住当然跟大陆截然不同，他发觉自己正处身于一个非常有趣但又可能危机四伏的发展当中，中国正企图扩张它对这个行政特别区的影响力，“我所接触过的港人，很多人对自己身为香港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归属感，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不会感到意外如果他们会决意投票争取一个最大程度的独立”。
被问到那么香港是否需要更多敢于站出来的人，莫里斯微笑回答：“这要视乎对这样的事情，你是多么的功利了。”
莫里斯对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能以减少赤贫，认为是一大成就。文革结束至今大概已有40年，中国缓慢地但稳定地开放它的经济，它的发展关键就是以廉价的密集劳工出口产品，以及把农地归还农民发展农业。
他说，今天国际货币基金将中国列为全球第二最大经济力量，但如果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这些数字就反映不一样的情况。不过莫里斯看到大陆的工资正在上升，尽管增长比率很难准确预测，他相信中国大城市的工资将会有相当程度的增长，但他同时强调，这不一定代表人民将可享受高收入的好处。
莫里斯说，中国很可能将会面对全球暖化的后果，例如沿海省份将会出现水淹。
长期居住在香港，给予莫里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除了欧洲发生的大新闻之外，他更关心身旁的消息，例如南海纠纷，或中日的争拗。他也经常想到中国人民的处境，以及他们的人权屡受侵犯，“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还有所增长，但现在显然不是了。”
对于非洲的问题，尽管世界银行以及国际伸出援手，但很多的投资工程呈现严重的浪费，当被问到非洲国家可否抄袭中国的模式，一个迄今算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但莫里斯有点犹豫表示，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不是依照甚么模式，最重要的，还是“引入真正的专家人才”，他认为这才是一个更好解决办法的一个小小的开步。
莫理斯原本是一个数学家，后来因为寻求解决实际问题而转攻经济学，1996年因“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最出名的学说理论，就是如何在一个人才不均的社会，拟订一个公平而各方都满意的税制。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