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号响起：到底谁能解救孟晚舟？

坐在纽约家中看央视，经常看到这个广告：“国家平台成就国际品牌。”华为作为可以解读“中国商业的全部秘密”（孙力科《华为传》）的国际品牌，似乎正在解读这一广告词的利弊两面。

古语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华为这个典型的中国式企业，借用举国体制和国家权力，走上了国际市场，但它的这个“原罪”也最终酿出了杯苦酒，让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经历父女难团圆之痛，让孟晚舟面临美国起诉引渡和牢狱之灾。

华为以及成百上千的在海外拓展和寻求市场的中国企业，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权力和资本、国家和市场、主权和霸权、财富和安全编织出的巨网。国际政治经济学之母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早已清楚地预言和勾勒出这一轨迹。1988年，她出版了《国家和市场》一书，提出世界经济里的四个权力结构：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而就在前一年，任正非创立华为。1991年，她又和另外两位政治经济学家发表《竞争国家，竞争公司》一书，提出世界经济中国家和他们扶持的公司形成了两层四极的互动竞争冲突模型。而那一年，华为推出BH03交换机，任正非更发豪言，要“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在未来十年之内成为三分天下的一霸。

那时，华为深谙中国国内的安全和权力结构，但它对将在美国遭遇的安全结构还没有太多认识。作为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领军国家，美国总是后发制人，对中国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战略都给予了“无罪之假定”，期盼市场和政治的良性互动，会让中国的国家和企业的结构和行为与美国趋同。2001年，西方国家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背后就有这样的动机。但事实上，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2003年以后渐行渐远，华为在美国的法律官司也从此不断。

难道华为只是中美地缘政治和战略冲突的被动牺牲品吗？其实并不尽然。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华为和以它为代表的中国工商企业界都是中美当下冲突的始作俑者。本来世界经济史的发展规律是，工商业阶级（“中产阶级”的主体）会催生“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美德”，中产阶级会成为推动民主化和建立自由民主制的主要推手。但由于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赖，东亚和东南亚的中产阶级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基本沦为“不叫的狗”，当然也更不会“咬”了。

相反，中国的大型企业（主要是国家垄断的央企和国家扶持的所谓民企）在羽翼逐渐丰满后，不是要摆脱国家的控制，成为具有独立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市场主体，而是进入权钱高度融合的权贵寡头资本主义，满足于垄断国内的市场，并以此为基地依赖国家保护在世界竞争。为此，中国的垄断企业和他们的高管成为专制权力的主要受益者和直接帮凶，也成为民主化的障碍和弱势民众的敌人。由此可见，随着华为等企业的成功，它们不但没有摆脱“党国脐带”输血带来的原罪，还增生了更多的罪恶。

与党国脱钩方可洗刷原罪

华为作为21世纪党国的网络世界地下兵工厂，在打造和维持中国这个“完美的专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华为和其他一些公司的为虎作伥，中共全天候的、360度全监控的“老大哥国家”就不可能维持和运作。

从个人感情和人性层面来看，乍见女儿将堕陷阱，任正非救女心切，人皆有不忍和恻隐之心。但孟晚舟、任正非、华为和所有的中国企业家们如何完成自我救赎，就不仅仅是一个寻求产品服务私人供给的问题，而是面临一个全球化的“贸易－民主－和平”三位一体如何适应和发展的长远问题。

美国政府已经表示，在未来一周内向加拿大政府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的法律请求。其实，孟晚舟作为一个面对公司白领犯罪控告的高管，如果不在未来的司法程序中增添作伪证、撒谎、合谋毁证、违反保释等新罪，并无太大的在美国坐牢的真正风险。面对法治程序，华为和孟晚舟如果能够与一个名声狼藉的专制政权做出一定的疏远和切割，何尝又不是孟晚舟获得自由、华为和中国企业洗刷原罪的历史机会？这样的自救难道又不是对当下中国的救赎？

华为的公司名据说来自于“中华有为”。身为共产党员、也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任正非不能不反省：党国并非中华。本来，华为可以成为中华复兴的一个动力源，但它如果无法与党国最终脱钩，祛除狼性，而且继续引导所有的中国企业向专制权力图腾膜拜，华为要逃脱国际和历史的困境就不可能。

任正非时常被抑郁症困扰，当下可能需要摆脱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在《薄伽梵音》中，印度主神帝释教导同样优柔寡断的阿琼那王子时说道：“起！起！无踌躇！战兮！阵中胜汝之敌！”这是对任正非、孟晚舟和所有中国企业家的警号。而任正非、孟晚舟和中国企业家的阵地其实不在美国。